细流奔大海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细流奔大海
本报特约记者　韩北屏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一个汉、藏、回三族共居的村子里，发生了一件引人注意的事情。
这个村子，是夏河县第三区牙首乡的马当村。它位于大夏河河谷的山坡上。那些低矮的房屋和灰赭色的土墙，那些瘦瘠干旱的土地，那些围绕着村子的大山，显示这个村子不很出色，也许还微露些贫穷；倒是傲踞在大夏河对岸的喇嘛寺院，连成一片，相当巍峨。
1953年五月的某一天。一个矮小的四十多岁的男子，从中共第三区区委会所在地完尕滩来到马当村。他的名字叫孔庆德，是区上的干部，到牙首乡来搞互助合作运动的。区委书记一再嘱咐他，互助合作有什么好处，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有什么困难，必须细致而耐心地去工作，只许做好不能做坏。孔庆德带着兴奋而紧张的心情，在乡政府住下了。
人们听说他来搞互助合作，有的喜欢，有的抱着怀疑的态度，说不定暗中还有人反对。藏族同胞的语言里，没有互助合作这个名词，但是经过宣传，他们也能了解是怎末一回事。大家期待着，孔庆德却不露声色地考虑着。
牙首乡乡政府就在马当村，照理说，这个村子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可是孔庆德研究了一下，全村只有二十二户，连老带小只有九十二个人，土地不多，耕畜缺乏，再加上还是三个民族共居，条件复杂不好办。于是，他宁可每天来回走十里路，到牙当村去搞互助组。牙当村有马有牛，比较富有，搞起来想必容易。说也奇怪，孔庆德全心全意在牙当村搞工作，他像吸铁石似地，他去了，把人们团结在互助组一起，干得挺起劲，他走了，也像吸铁石拿开了，互助组马上就停下来。这是怎末回事？孔庆德不免困惑起来。
就在孔庆德一天走十来里山路，到晚上还愁眉不展的时候，马当村一个三十多岁的藏族妇女名叫周老的，却非常注意地观察着他。
周老和她的丈夫洛桑，本是牙当村贫苦的藏族农民，全家七个人，土地很少，解放前生活极苦，洛桑每年都要出去做苦工，才能挣得少许收入，贴补家用。1950年的时候，洛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然后调出去工作。周老一个人领着孩子，在家里种地。当她听说要在本乡搞互助合作，乐滋滋地盼望着，以为这一下可好了。谁知道孔庆德放着近在眼前的马当村不搞，却要辛辛苦苦地到牙当村去搞，她心里想，这倒是一件怪事儿。她的大女儿柴木加，看出母亲几次要提出责问，这位青年团员（她现在是青年团乡支部的副书记）就支持母亲。母亲的勇气大了，有一天就找到孔庆德，问他：“马当村离乡政府近，你们不搞互助合作，是嫌贫爱富吧？”
这番话把孔庆德从困惑中解救出来。牛多马多人家富的牙当村搞不成，马当村的农民却争取要搞。区委书记曾经告诉他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应该依靠谁团结谁的原则，他猛一下全记起来了。他回过头来，再研究了马当村的情况，帮助周老建立了这一个藏族地区的第一个藏民互助组。周老被推为互助组长。
这个互助组是一面旗帜。既然是旗帜，总不免要和风雨进行斗争的；也正因为是旗帜，它和风雨斗争之后，依然屹立着招展着。
周老的互助组开始是七户，后来锁南吉一户退出了，只剩下六户。锁南吉比较富裕，有一对牛，他当时提出如果要他参加，必须把他的残废姑娘也算个全劳动。这多少有些要挟，组内不能接受，他就退出了。六户的互助组，一直坚持到今年，虽然经过不少的挫折，终于站稳了。现在，他们不但摸索出一套办法，增加了生产，建立了学习制度，扩大了组织——从六户扩大到十九户，而且，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这个互助组已经具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雏形。
六户在一起劳动生产，由于人多力量大，产量有显著的提高，例如在一块仅有七担一斗种（每六升种约合一亩）的贫瘠土地上，1954年总产量是九千一百斤，1955年是一万四千七百斤，增产率达到60％以上。生产技术一向比同村汉族农民落后的藏族农民，破天荒地超过了他们。这个“超过”，不是很简单的“超过”，而是大大地闪耀着光芒。藏族农民单干的时候，有人几乎连种籽也收不回，现在却户户丰收；过去年年不够吃，不依靠借贷和救济就得挨饿，去年这六户人家却卖出三百五十斤余粮（青稞）。别看这个数目很小，不够一个人的一年口粮，然而这是从不能自给到富余的伟大开始，是互助组足以夸耀的胜利。别看这个互助组的规模不大，它在这个地区的作为，却显示了冲破旧习、树立新规的巨大力量。例如：过去在秋收之后不翻地、少数人家偶然翻一次，现在组内的土地普遍翻两次。过去牛粪用来烧火，现在规定用作肥料；至于燃料问题，则由妇女们在冬闲时拾柴来解决，去年一个冬天拾回的柴，足够今年烧一年。男子们则在冬闲烧木炭，仅只三个男子的收入，就达到九百五十元。许多从来不种的农作物，例如蔬菜、苜蓿等，现在也种上了。过去的耕作方法粗放，主要是撒种，现在改为拌种条播了。
同时，由于互助组的倡导和带头，多少年来响往而不能实现的事情，现在也办到了。马当村的地势很高，大夏河清澈的河水，日夜从它前面流过，却不能用它来灌溉。人们要用水，只有从牙首沟里分出来。沟水不多，再加上四个村子引水，水量就更加不够用，有些田地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干旱，以至于禾苗焦枯，失去收成。这四个村子，为了用水曾经打过架，打死过人，结下冤仇。当互助组成立之后，倡导修渠，并且由组内有威望的藏族老人俄卜景提出面，说服怀疑和反对的人。他们还得到了政府的贷款和技术上的协助。全长六华里，有好几个邃道的水渠，终于修好了。大夏河水源源地输送过来。水流喧哗着，人们欢笑着。这是从来没有的喜事啊！
今年一月，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下达到这个偏僻地区以后，人们的情绪更加高涨，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开展，这个互助组被藏民们称为“本村的地窖”（意思是说它是基础），吸收了汉族、回族的农户，形成了民族联组。以前退出的锁南吉，也自动请求回来。
民族联组成立后，订出了较周密的计划，除了农业上进行改革之外，我们只要看看他们在副业上和公共事业上的安排，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先进精神。他们开辟了果园，种植了163株苹果、梨子等果树，这是马当村甚至这个地区从来未种过的植物。养羊74只。在路边、水边和山坡上，栽了白杨、柳树等4，843株，平均每一个劳动力栽134.5株，其中不少树苗是从一百多里外驮运回来的。
解放前，这个小村子的三个民族的居民，互不往来。当时流行一句话：“马当住了十八家人，一家不上一家门。”现在，三个民族的居民，在一个组内和睦地劳动着。
经过差不多三年的坚持，这个组内的成员，深切地体会到互助合作的莫大好处，迫切要求转社。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社遇到的寺院土地问题，他们解决得也算合理，由农民继续租耕，但减低了租额。查扎寺的活佛马当仓说：“你们才打好围墙，立上柱子，但梁和椽子没有上，还不能蔽风雨；要蔽风雨，就要建社。马当村是我的娘家，你们早点建社，我就高兴！”从活佛的说话，可以想见他们的关系是很不错的。现在，这个组已向区上递了转社申请书。
马当村的三个民族的互助组，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汹涌澎湃的高潮中，只是一股细流。但是，它像流过他们村前的大夏河水一样，无论路怎样远，滩怎样险，总是一直向前，汇合黄河的急湍，奔向大海。社会主义的力量，是无法阻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