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高级合作社不需要政治工作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谁说高级合作社不需要政治工作
商恺
今年春天，山西潞安县有一部分乡和农业社的干部看到：农业合作化实现了，私有制度改变了，生产高潮到来了，因此发生了怀疑：“农业社里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不是还需要呢？”
在全县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大家正怀着胜利者的心情，总结冬季生产和讨论春耕计划的时候，河头乡党支部书记秦何长的发言，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他说，河头乡自从实现了高级合作化以后，乡和社的干部中流行着一种危险的论调：“社会主义合作化，不用领导也走不差。”说农业社是“磨不推自转，船不摇自行”，“政治思想工作不需要了”。于是，政治思想工作取消了，农业社逢五排十的读报制度中断了，民校的政治课取消了，生产总结评比的时候，也没有“比政治”的内容了。
秦何长的发言向县委敲响了第一声警钟。
县委书记范任卿对坐在他旁边的宣传部长吕根山说：“河头乡的农业社是先进的农业社，过去一直是注意政治思想工作的，高级合作化以后还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应当摸一摸底，看这是不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趁会议的空隙，范任卿和吕根山分别召开了乡支部书记座谈会。座谈会反映的有关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并不多。范任卿和吕根山认为，这正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高级合作化以后，谁也不去了解和研究社员的思想情况了，谁也不去注意政治思想工作了。
潞安县委会决定以宣传部为主组织了考察组，分赴魏家庄、苏店等六个有代表性的基点乡进行考察。考察组发现干部中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全乡合作化，群众劲头大，除了抓生产，再没工作啦”。韩店乡党的分支书记王志平就公开这样讲：“光靠政治工作打不出粮食来，搞好生产就是政治工作。”因此他每天跳进井筒里挖井，对社里的政治思想工作不管也不问。池里村分支部书记王文生，是党的宣传员，高级合作化以后，他宣称：“宣传工作不需要了。”带头辞掉了宣传员的职务，宣传网也就无形中跟着解散了。县委考察组的人问他们：“为什么不作政治思想工作了？”东苗村支部书记乔贵德回答的很妙，他说：“生产工作能兑现，政治工作看不见。”还有些人企图用劳动管理来代替复杂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们说：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有定额，劳动有工分，不怕社员们不积极。
事实上，农业社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许多社员在长期的个体经营中所养成的习惯势力和自私、保守心理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为了抢工分，不顾农活质量、损坏牲畜和农具等现象到处发现。苏店农业社劳动组长王来清，为了抢工分，耙坏了十二亩麦苗，估计每亩要减产八九斗以上。南沟农业社社员邢景迷往地里送粪的时候，只顾快跑不给牲口喝水吃草，把牲口累倒起不来了。甚至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琚寨乡一个农业社饲养员侯福祥，为了喂肥牲畜得奖金，他在半夜里牵着牲口去吃社里的麦苗子。
潞安县委研究了这些情况以后，召开了全县政治思想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上，有十几个乡支部报告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这里边有“琚寨支部在合作化大生产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琚寨五星农业社社员们讨论1956年生产计划的时候，大家对党支部提出每亩增产粮食106斤的增产计划草案，表示怀疑。这时候，党支部动员了党的全体宣传员，首先向社员们反复地宣传了“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劳动模范李顺达、武侯梨等社员建设山区的故事，鼓舞起了社员们的增产信心。接着，党支部又领导各个田间生产队，总结经验，挖掘增产潜力，组织社员积肥和兴修水利工程。党内外的右倾保守思想受到批判后，在短短的几十天里，全社积肥十一万担，打旱井一百多眼，并修建了一座蓄水池和一座小型蓄水库，另外一条三里长一丈五尺宽的活水渠，也基本建成了。
和琚寨支部的情况相反的是荫城乡支部。这个支部，由于忽视了农业社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全社从上到下滋长了严重的麻痹思想。他们竟把社里的十一头好牲畜，交给刚入社的十一户地主富农分子（已改变成份）负责使用和喂养。社干部们认为“地主富农分子喂养大骡子大马有经验”。结果，这些人不但把十一头牲畜喂得落了膘，而且把一头好马活活地打死了。
听了这些报告，在小组会上，每个人都对忽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现象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韩店乡小组认真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个只顾自己打井挣工分的分支部书记王志平，作的自我检查不够深刻。乡总支副书记宋根旺就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你是分支书记，不领导群众；你又是宣传员，不作宣传工作，用党员标准量一量自己，看还够不够？”黎明农业社支部书记赵成旺也批评他道：“你不管社的工作，光知道埋头生产挣工分，把个人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上边了，共产党员就能这样吗？”王志平在大家的帮助下，进一步批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决心改正。韩店乡小组还积极地想出许多具体措施，来加强农业社的政治思想工作。
会议结束后，根据会议通过的全县1956年政治思想工作全面规划，全县各乡各社都展开了爱社运动。各社都向全体社员宣传了全国的、全县的以及全社的远景规划，然后通过修订生产计划，计算收入，使每个社员都认识到社里增产，社员幸福，社里减产，社员困难，也正如许多社员自己所说的：“社里损失一个谷穗，也有我的一个谷粒”“爱社就是爱自己”。在社员的社会主义思想提高的基础上，各乡党组织又发动社员根据社里每季的生产计划，和当前的生产活动，按照个人的不同职务，提出自己爱社的具体行动计划。
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教育，社员和农业社的关系已经起了新的变化，很多人都懂得了怎样正确地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爱社模范一批接着一批涌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