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植物园的故事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一个植物园的故事
子冈
在昆明东北约三十华里的黑龙潭附近，一片林木沿坡排列得很整齐。四月间，远处还有鲜艳的报春花、杜鹃花在盛开。这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牌子就挂在马路的旁边。里面大楼刚刚落成，一片兴旺气象。昆明虽然四季如春，但是在云南省境内，冷的地方也还是经年积雪不化，热的地方却列入亚热带，在西双版纳等地区，简直是热带了。世界主要植物约二万种，在云南却大约能找出一半来，因此，这个植物园虽然看起来不大，却是很值得看一看的。
于是我看了，和来云南二十多年的植物学家蔡希陶也谈了，他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
在北京，从前有个静生生物调查所，是为了纪念范静生而设的，它由中华教育基金会支持。抗日战争前后，调查所在昆明设立了分所，也就是我们现在在黑龙潭附近所看到的一片林木所在的地方。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个分所仍然留下来。
如果说蔡希陶是个云南人，一点也没有不妥当的地方。对于云南，他真是个通人，高原、平地、断层、湖泊、边疆小寨，他通通走过了。当他来到云南的时候，云南还没有汽车，从昆明到腾冲或思茅，要走一个多月的路。蔡希陶走破了多少双鞋，记也记不清了，反正一年中走路的时间比在到达目的地工作的时间还要长。云南的无人到过的森林地带，多在边远地区，植物学家们渴望知道那里的谜。
云南长久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分子窥伺和潜藏的省份，他们不仅垂涎和侵略我们的国土，而且还偷窃我们的植物宝藏。在云南，就曾经有过一个美帝国主义分子罗克在丽江一带住过很多年，作了上万件标本，在解放以前才逃走。反动统治时代的官吏只认得金银，或许还认得云南大烟，自然也认得并且害怕帝国主义分子，凡事让他们七分。像蔡希陶这样的外省人，背了采集箱和行李卷到处跑，越难走的地方越要去，越没人走的地方越要去，对他们说来实在不可解。看看他们采集了什么宝贝呢，无非是些花花草草。那些县长老爷们总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用种种借口来拦阻这些寻找树木花草的人。
“山里有瘴气，害了病难得医！”
“我们县上土匪多，远了去不得！”
“云南多少种民族，有的像野人一样，会把你们杀掉吃了！”
更大的污蔑是：“你们运走这些宝贵花草，发大财了吧？”
但是蔡希陶和他的伙伴们不管这些。为了采集标本，他们曾在昭通和彝人插血为盟。在很多场合，没有病死、跌死、或因误会而被当地人害死，也只能不科学地说一声“运气”。有时候牲口在悬崖上跌下去，而人却侥幸地留下来。
云南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度畸形繁荣过，但是也是困难重重。轰炸是一，通货膨胀是二，政治压迫是三。在这里把政治压迫列在后面，因为在那个时期，蔡希陶还是个不问政治的人，放弃了早年对文学的爱好，选定了植物学作为他的终身事业。战争是一时的，事业是永久的，他这样想。所以无论怎样困难，他这个浙江人一直在植物丰富的云南坚持了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了，其他外省人纷纷“复员”，这个植物园却不能一起收摊。因为生物研究工作是有持续性的，植物学更有地区性。蔡希陶的研究工作也已经在云南生了根，他在云南找出越来越多的植物品种，尤其是热带植物。他梦想着有一天在昆明建立一个热带植物园，因为热带植物往往经济价值很大，对祖国的建设十分需要。
抗日战争的胜利却没有带给他轻松一些的研究工作，通货膨胀更厉害了。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教育基金存在美国，美国这时（1947年）宣布冻结，而那时的所谓“中央”，所谓“省方”，是一个钱也要不来的。
幸好植物学家还有泥土，还有一些种植技术，于是从1947到1949年，这个植物园只好自力更生，进行开荒生产。他们种玉米，种豆子，也种些烟草来出卖。当吃着用自己的劳动收获的玉米和豆子的时候，蔡希陶看见孩子们笑着，因为他们本能地感到了劳动收获的快乐；而他自己，却噙着眼泪。爱人也是大学毕业生，早已作了多年的厨娘，她懂得丈夫伤心些什么，却没有办法安慰他。他们那时候只希望美军和国民党第八军少到他们植物园来骚扰或劫掠就够了，因为这里是去风景区黑龙潭的过路处，他们高兴的时候，就常来“光顾”。后来分所的牌子索性不挂，除了免生滋扰而外，蔡希陶也羞于承认这还算是个植物园。闲来他尽可能取些水来浇一浇越来越少的植物，也借以哄哄孩子，让孩子们也还热爱植物。
关于他们种烟草的事，还有一个插曲。我国河南许昌烟草本来最好，抗日时期在昆明却出现了更好的烟草，就是这个植物园的出品。蔡希陶他们选用的是佛琴尼亚和土耳其烟种，不料种在云南肥沃的土地上比原来在美国和在土耳其还好，又肥硕，又香得沁鼻。当时就由植物园员工学习烤烟制烟卷，一部分自缅甸用飞机出口，挣了些外汇。当时英、美烟草公司还怂恿他们扩大种植面积，想单为他们出一种牌子的烟，但是被他拒绝了。
这时候植物园一共只有职工四个人了，他们听说昆明城里已经和平解放。城外的匪军却还在作垂死挣扎，想进攻城里的人民政权。
炮声起来了，震得四山回响。夜晚狼也到植物园门前来嗥叫，人们堵上门，像原始人类那样束手无策。当炮弹落到了他们门口的时候，他们只好跑出去逃命。蔡希陶手上抱着他第三个孩子。
他们在山上住了三天，听听山下炮声平息了，才下山来。屋里真是“洗劫一空”，连一件衬衣一条手绢也没留下，只有一些植物标本被扔散了，匪徒们大概觉得这些干瘪花草一钱不值，因此大部完好无损。
解放以后，这个植物园立刻得到了人民政府的照顾，并且归了中国科学院，改为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人和植物园都是宝贝，和平事业的缔造需要科学研究。”蔡希陶自从看到了五星红旗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时军管会接管的许多单位中，以这个植物园的账目最清楚。
于是他们铲掉了五谷和烟草，又种起各种各样的植物来。人添了，设备也添了。玻璃花房盖起来，人工雨的器械也装置起来了。植物园的面积从几十亩扩大到几百亩，它将和北京、南京、唐山的植物园并肩发展。他们又经常出去，再没有人来阻难他们。在有些地区，解放军同志们常伴同他们一起去工作。交通工具一些也不困难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比以前提高了好几倍。
很多苏联植物专家到昆明这个植物园来过，对云南可以种植的植物有那么多，十分欣赏。有一次来了一位香料专家，他摘下园中种植的一种香草叶子闻一闻，觉得真香，立即在植物园蒸馏试验，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香料品种之一，后来向我们政府签订了一项合同，定购这种香草。
蔡希陶有时陪了苏联专家到云南各地去跑，苏联专家们十分敬重我们这位朴素诚笃的植物学家。他只读过一年大学，到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时候由练习生开始，刻苦学习，勤勉采集，他在植物学上的成就获得了苏联专家的赞美。
“为祖国增加资源，改造自然”，这样具体而美好的目标被提出来。蔡希陶的白头发虽然已经在越生越多，他却觉得既已赶上了这个趁心如意的时代，就是莫大的幸福。云南的丰富植物品种对全国性的水土保持、改造自然的工作，对增进经济作物的种植都有很大的价值。几年来，他们从云南边远地区找到了树胶、咖啡、可可和金鸡纳。他们学会了向群众学习的方法，从农民的古老生产经验中，研究出紫胶、樟脑等工业原料的生物学特性和生产价值来。作军舰锚索韧性最好的一种植物原料龙舌兰，也可以在云南大量种植。如今植物园的玻璃房里种着很多热带植物，植物学家们观察着它们在移植后的生长状态。
不久以后，这个植物研究所的分站，就要改为生物研究所了，工作也像在良好的自然条件下生长的植物一样，在欣欣向荣地、茁壮地向上升。（附图片）
这是植物学家蔡希陶在温室里观察木棉的结蕾情况。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