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和发掘我国古代科学遗产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百家争鸣和发掘我国古代科学遗产
竺可桢
七月九日到十二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讨论会，这正是我们国家在做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时候，也正是我们科学工作人员应该努力争取于短期内在各个重要部门接近国际科学水平的时候。在这时候来开这样的会，可能有人提出疑问：若要我们在短期内接近国际水平，那我们必得迎头赶上，必得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应用最有效的科学方法，掌握最新式的工具，在这个基础上更深入一层来建立我们的新科学。若是在古纸堆中去找问题，到穷乡僻壤去总结经验，要想达到国际科学水平，不是南辕而北辙吗？我以为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现代科学有了飞速的进步，我们不要永远落在后面，必须急起直追，这是不错的。但是这并不排除我们整理古代科学遗产，用古人的经验来丰富我们的科学知识。科学特点之一是其积累性，后人的发现常常是根据前人的成果的。没有哥白尼的地球绕太阳的学说，没有刻卜勒的关于行星运行的三条定律，也就不会有牛顿万有引力的学说。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汇集了汉唐以来无数人所搜集考订的材料而成的。古语说得好：“江海不择细流，所以能成其大”。我国三、四千年以来，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而这类智慧却蕴藏在历代建造的器物和工程中，散布在口授秘方和谣谚中，更有不少是记述在经史子集中。陆定一同志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里曾经说，“要广泛地学习知识，对古今中外，对朋友，对敌人，都要批判地学习”。他又说，“我们要广泛地学习知识。我国有很多的医学、农学、哲学、历史学、文学、戏剧、绘画、音乐等等的遗产，应该认真学习，批判地加以接受。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不够认真，轻视民族遗产的思想还存在，在有些部门还是很严重”。批判地学习我国的文化和科学遗产，确是一件庄严的研究工作。据我个人非常粗浅的看法，这项研究应该在三方面作出贡献来。
第一，我们要正确地估计中国民族在世界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我们必须把中国古代科学上的贡献，以及中国在哲学、艺术和文学上的贡献一同估计进去。三十年以前，一个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怀德海，对于中国古代艺术、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在世界文化史上的贡献有如下的估计：“我们知道中国的艺术、文学、人生哲学越多一点，我们越敬仰中国古代文化水准之高。数千年以来，中国不绝地有聪明渊博的学者毕生在钻研着。若使我们把历史时代所有人物的贡献积累起来算一笔总账，则中国的文化要算是世界上最宏大的。我们没有疑问，中国人具有探索自然科学的才能，但是他们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若使中国孤立于世界，也没有理由可相信她对于科学会有什么成就”。怀德海这样无视中国古代科学的成就，这是由于我们自己没有把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成就作适当的整理、了解和宣传，使古人辛勤所得的发现和发明在世界文化史上能得到它应该占有的地位。解放以前，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下的我国知识分子，对于古代科学和技术上的贡献很少加以注意。甚至于古代四大发明，即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的重要性，除少数人以外，也被忽视了。要知道中国古代几个发现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我们最好看一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正如英国勃南尔教授所说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一本最好不过的近代自然科学史简编。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一书里讲到历史上几项顶重要的发明时，提到纸、指南针、印刷术和燧发机，而这几项发明统是在中世纪末期从中国传到欧洲的。恩格斯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说，“近代自然科学，就像整个近代史一样，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灾难而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发生在十五世纪决非偶然的事。欧洲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前，书籍全是手抄本，但是在十五世纪后半叶五十年中，欧洲的书籍印刷了二百万册之多。印刷术的普及知识影响之广是难以估计的。国际自然科学史期刊的主笔乔治·沙顿在他的近著“文艺复兴时代对于古代科学的体会”一书中，就把欧洲文艺复兴从1450年即欧洲开始印刷书籍这个年代算起。所以若我们把中国历史上纸和印刷术的发现，作为两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可说是当之而无愧的。恩格斯讲到文艺复兴时代时又说：“旧的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只是这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之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又是近代大工业的出发点”。打破了旧世界界限的就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但是如果指南针没有在十二、三世纪时代传入欧洲，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在指南针没有传入欧洲以前，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水手总不敢远离地中海。就是在哥伦布第一次横渡大西洋的时候，他所计算的距离和预期达到的目的同实际也是完全不符的。指南针在哥伦布手里是一种“法宝”，使他有勇气完成他的使命。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对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又一个大贡献。
印刷术和指南针是中国早已驰名世界的发现，但是我们古代在技术上的发现传布到全世界的远不止于此。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里，说到从东汉到清代一千八百年中，从中国传入欧洲的技术，他一口气就列举了二十六个，而中国对传到欧洲的技术可还没摸到底。我很惭愧地承认对于这二十六个发明传入欧洲的事实，大多数总是一无所知。最近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和李约瑟博士先后介绍了北宋苏颂“新仪象法要”书中所叙述的天文钟，据英国专门研究钟表史的专家普拉斯说，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钟表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所以要研究近代复杂机器的来源，首先要研究钟表的来源。从1500年到现在，西洋钟表的发展史是很清楚的，但是在1500年以前的历史可摸不清了，只能说他是从上古埃及、希腊的日晷、铜壶滴漏这类古老方法演变而来的。近二十年的研究，更增加了解释的困难，因为新的知识弄明白了，最初欧洲的钟，已经是一架极复杂的机器，报时报刻是它附带的作用，主要作用是昼夜星象的轮回。这样说来，欧洲十四、五世纪钟的形式很类似苏颂所制的天文钟。所不同的是苏颂的天文钟可以上溯到北宋初年司天监张思训的仪器和唐代开元时一行和梁令瓒所制的仪器，但是在欧洲就没有这个线索可寻。更重要的，是苏颂的装置已经具备一个像擒纵器似的齿轮系统，而这正是从希腊过渡到欧洲中世纪钟表中间所没有发现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很可能中国唐宋时代的天文钟，就是欧洲天文钟的嫡系祖先。从前我们以为钟表是西洋传入中国的想法，真是数典忘祖了。
第二，为了动员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必须发掘各方面的潜力，包括古代我国劳动人民所已经掌握的防治疾病、增加生产以及减免天然灾害的一切知识和方法。在医药方面，西医已经广泛地在学习中医中药。如医治乙型脑炎用古代特效方单，已经取得若干成果；医疗内痔也有很好成绩。这使我们更觉得古代科学遗产的可贵。中医书籍有一千几百种之多，如果有系统地加以整理分析，则其中有不少方单、药物可以交给研究机关试验研究。中国农业的发展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从两汉以来，不少农民的宝贵经验已经收入农书中，很可以用来指导农业生产。但是有许多古代老农所传下来的宝贵经验，目前一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还没有加以注意。上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湖南省代表李呈桂在大会发言里讲了一桩关于推广优良品种的事。他说，湖南醴陵县从东北调来一批早粳，这本是一种优良品种，1955年在湖南省湖区也试种成功了。但在丘陵区土质是不是适合呢？事先没有作周密的考虑。在层层号召之下，一口气他们县里就推广了七千多亩，他们社也种了六十四亩……估计要受到减产的损失。农业产品受地区限制很严，高山和平地既不相同，南北的气候土壤也有差异，这个地方相宜的品种不一定适合于另一地方。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里已经提到，“并州豌豆度井陉而东，山东谷子入壶关上党，苗而不秀”。今年五月间，苏联齐津院士来北京参加我国的农业科学远景规划工作。他再三强调，中国应该成立品种试验机构。他主张在全国应该设立一千个以上的试验区。因为各地方气候土壤情形不同，所用品种也应有别。他说，惟有这样，才能在短期内得到良好结果。从此可以知道，一千五百年以前，贾思勰农书里的学说是值得我们农业生产工作人员注意的。
第三，研究中国自然科学史，无形中会把范围推广到我们毗邻各国的科学史，甚至于世界科学史，因之有助于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如我们研究中国的数学史或是天文史，就不能不连带讲到印度或日本的数学天文史，甚至于埃及、希腊的数学天文史。科学本是国际性的，自有历史以来，各民族间在文化上一直互通有无，一种技能的发现，一种知识的获得，如蚕丝、磁器的制造，数学上“零”的应用，天文上历法的编制，总是辗转传授。初则要几百年，近来则几十年或几年之间就可以风行全球。古代有许多科学上的知识的发源地，不容易查考清楚。如天文上，中国有二十八宿，印度和阿拉伯也有二十八宿。中国和印度二十八宿中，距星相同的有九宿。距星虽然不同，但是在同一个星座里的有十一宿，距星之不隶属于同一星座的只有八宿。阿拉伯的二十八宿中，有十三宿和中国的全同。从此可知，印度、阿拉伯和中国的二十八宿同出一源。中国在秦始皇时代，已经有二十八宿，印度的二十八宿也起源很早，这证明了在秦朝时候，在历史上我国和印度还没有正式交往以前，我们的科学已经互通声息了。两汉以后，我国和印度、阿拉伯在科学上的交流更为密切。历史上有传记的天文家，唐代有瞿昙恶达，是印度人，著有九轨律；元代有札鲁马丁，是西域人，著有万年历。和札鲁马丁同时，即在元世祖时代，曾经有两位中国天文家到伊儿汗国，在现在苏联的阿塞拜疆地方，参加了建立天文台的工作。这些都足以证明，两千年以来，我国同印度、阿拉伯在天文学上是一直有交流的。而且不仅天文学在历史上有国际交流，生物、化学、工艺、农业、医药也是这样。我们有许多农产品和药草都传自外国，如苜蓿、葡萄，在西汉时就已经从西域引入。
总之发掘古代科学遗产，方面是很广的。因为它一方面牵涉到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一方面又必须知道同时代世界其他各国科学发展趋向。我们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想发掘科学遗产，深深地感觉到历史科学的修养不够，掌握外国语如阿拉伯文、梵文、波斯文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必得有许多历史科学家作为主力军来开辟阵地。同时我们对于外国的权威学者如英国的李约瑟先生参加研究中国科学史也是无任欢迎的。尤其他放弃了本人已经很有成就的本行科学，单身匹马地来进行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他的国际主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我们欢迎他参加我们的百家争鸣。
最后讲到“百家争鸣”。在六月份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郭沫若院长报告中曾经说：“‘百家争鸣’据我所了解，既不同于诸子蜂起，也不同于‘文艺复兴’。我们所主张的百家争鸣，更详细地说，就是在各种学术研究中的社会主义竞赛。”在我们人民队伍中，无论是唯物、唯心，一切见解都能发表，惟有这样才能做到百家争鸣。陆定一同志说，“独立思考，进行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不怕犯错误，只怕知道错误而不改。惟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展开争论，才能改正错误。自己有不是的地方要虚心地接受人家的批评，别人有不对的地方要婉转地予以纠正。要知道批评就是帮助，批评事实不要牵连到个人身上去；如果为了互相批评而致闹意气，那就完全失掉了百家争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