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闻一多先生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忆闻一多先生
康俔
1943年秋，我由四川转学到昆明的富有革命传统的西南联合大学，在中文系向闻一多先生学习整整三年。从1943年9月，第一堂唐诗课起，到1946年5月，末一堂乐府诗止，三年中先生所开的每一门课我必选，每一堂课我必听；在各种会议上领会先生发言，在历次运动中追随先生行止；经常向先生质疑问难，不论在岗头村的家，昆华中学的家，我们南院女生宿舍隔壁的家，我总是跑进跑出的。
在三年中，我看到先生怎样由学术走向政治，从课堂走向广场。但学术与政治是结合的，课堂与广场也并行在先生的生活里。在细致的、刻苦的钻研之后，他便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分析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就在那深湛而翔实的讲述中，使我们认识到千百年前的人民生活如何反映在光辉的文学作品里，而伟大的作家们又如何同人民血肉相连。谈到政治斗争的方向时，他总是结合当时形势并从历史上指出中国民族的优秀传统。
谁都知道闻先生作为一个爱国诗人，作为一个激情的民主主义者绝不自当日始；但他之所以能够拍案而起，走向革命阵营，却是在参加民主同盟、全心全意接受共产党领导以后的事情。
先生在一定组织中，在一定思想指导下，从事民主运动，因之他有力量，也有信心。事无巨细，只要是正义的，与革命事业有利的，他就不顾一切，挺身而出。
“一二·一”运动后某个春天的晚上，我们中文系师生请一位刚从美国讲学回来的先生谈谈游美观感，这位先生大捧美国，大家听不下去。做主席的同学就接着问道：“听说美国也有贫民窟。他们的劳动人民究竟过着怎么样的生活？我们也很想知道。”不料这位先生马上就发了火，说：“我没有理由回答你的问题，我现在还有其他的事。”说着站起身来就走出了会场。这时候，闻先生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发出了他那有力的声音。他说：“我们主席的发问是对的，那位先生应该正确地去重新认识美国内幕。他是我的老朋友，会后我还要当面去质问他，希望他改进。”
又一次，是1945年暑期考试后，同学们到教务处布告栏去看成绩单。当时发现某一门课有两个人不及格，那成绩单的前项考试成绩是80分和70分，但在实得成绩栏中却是40分与50分了，他们都被扣了分。“扣分数，为什么呢？”我们又很仔细地看看这两人的学号，原来他俩正是我们系里从事民主运动的活跃分子，经常不到课堂听讲的人。这时候我们转看另一张成绩单，这两个人的分数也是70分和80分，但并没有扣除字样，原来这门课是闻先生的课。我们知道这两人为了工作有时整旬整月离开昆明，闻先生的课他们也上不成呀，为什么闻先生不扣他们的分数呢？从这里我们认识了两位立场不同的先生，对民主运动所表现的两种不同的态度。
经过那三年革命浪潮的激荡，我们与闻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深长的默契，那时候我们尚不惯于总结经验、交换意见，可是很多事我们都不用说出来，心里就明白；我们师生间能够彼此信任，相互了解。就在这了解和信任中，我已经计量不出来先生曾为我们解决过多少问题，我们向先生学习过多少东西。那正如一株高粱或大豆，从早春长到初夏，谁能计量出它曾经接受过多少阳光和雨露呢？
1945年秋季，我准备写毕业论文，闻先生作我的导师。有一次，他叫我到他家里谈，问我打算写什么题目。我说：“初次写论文不仅在学习写作，主要的是希望能加深自己对中国文学的认识，我很想写关于人民性方面的问题。”
他这时烧着一斗烟，对我笑笑说：“你的野心真不小，现在我们手边的材料不够用；再说，你写得再好，也拿不出来（指论文审查）。将来再写，你会写得更完美的。那么，依我看现在最好是写唐诗，不过‘人民性’这题目太显露，你看很多文章不是都讲什么‘思潮’之类吗？我们也含蓄一点，就定为‘唐诗中的文艺思潮’如何？”我领会了他讲话的全部意义，我站起来，笑一笑什么也没说。他说：“好！那就回去看有关材料，拟成大纲时再来找我。”
这样，我就坐了一个月的大图书馆，去看有关材料，以后捧着三页稿纸的大纲去请教先生。我自认为这大纲写得很完整，因为从唐诗的渊源，写到它的流风所及，至于各个作家的特点，作品的归类，更标志得章节分明。哪想到先生在看这大纲时脸色却沉下来，随后把它放在桌子上，回过头用严峻的目光注视着我说：“你，为什么也这样俗气？按这个提纲写下去，能符合我们原来的要求吗？”说着拿起一枝墨笔来，拔开笔帽在砚台上探了两下，眼看着我那些书法整齐的蓝色小字，就都被黑线给穿成条条，最后剩下的只有几个标点。先生在原来的“一”下写了一个“序”字；在“二”上写了“从天宝之乱说起”；在“三”上写出：“唐诗中之会社”，下分几个小题是（一）农民，（二）军旅，（三）妇女，（四）商人，（五）知识分子，（六）其他；随后在“四”下写出“结语”两个字。然后长长地抽了一口气，告诉我：“序和结语都不宜过长，天宝之乱是主要一环，而具体地谈人民性应放在“三”上，读全唐诗时要特别注意晚唐。”他把大纲递给我，这时候面色又转为慈和，我听出那声音中带有希望，并且用一种鼓励小孩子般的亲切语调说：“拿去，好好写吧！”我退出来，我感觉到我迈进自己宿舍的门坎时，我眼睛里仍含有泪。
十年前，我离开昆明前夕，到先生家里去辞行。我们对面坐下来，先生便开始为我上这最后一课：
“你知道我这性格，当我年轻的时候，整日在苦闷彷徨中，找不到任何出路，读‘离骚’、唱‘满江红’也解决不了我的具体问题。在今天，我们有了共产党，你们的青年时代，真太幸福，我羡慕你们。”他沉吟一会又说：“你看到我这两年来变化很大吗？是的，我愉快，健康，永不疲倦，是组织的力量在支持我，生活在组织中，有一种同志爱，……”
“对我的家庭，我很满意，你是知道的。我爱她们，但是这种爱不能使我满足；我要求的是另一种爱，如今我找到了它，那就是‘同志爱’。啊！同志爱是人间最崇高、最真挚、最深刻的爱，什么能与它相比呢？”想了一想之后，先生用英文说了一句：“只有在热恋中！”说过后我们都大笑起来，他又摇摇头说：“不对！这只能说有某些近似的地方，而绝不是它。”
十年来我在组织教育中，在闻先生所体验到的同志爱的培养与关切中成长起来，我确已经历过一定的艰苦生活和激烈的斗争场面，但我的进步还太慢，我所做的工作还太少。为着闻先生与我们共同的革命事业，我应该在此后的各个十年中贡献得更多，进步更大，我有这样的信心与力量，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共产党员，我是闻一多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