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科草原上的钟声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桑科草原上的钟声
本报特约记者 韩北屏
我们离开拉卜楞寺，走向桑科草原。
桑科草原的北面，是一列连绵的高山，山这边是甘肃省，山那边就是青海省了。
草原多么美啊！草原上的柽柳绽开了嫩叶，牧草从严寒下昂起头来，“苏鲁”倔强地伸展着枝桠；一望无际的地平线上，羊群牛群像繁星似地密布着；山脚下扎有牧民的白色毡帐篷和黑色牛毛帐篷；山腰上羊群奔驰而过，仿佛一堆白云被风吹动，那样轻捷，那样柔软。穿着红色紫色的长袍，或者穿着老羊皮板长袍的藏民，骑在骏马上，一?眼就从老远的地方跑到身边，又从身边跑开去了。大夏河像玻璃带子一般的绕着草原，遇到挡路的石子，发出清脆的响声。
在这天高地广的草原上，忽然传来一阵钟声。钟声轻轻的荡漾开去，不但没有打破草原的宁静，反倒增加了草原的空廓和辽阔之感，听上去又亲切又使我们惊异。
这钟声是从中共甘南工委干部学校发出来的。
学校校舍建筑在草原上，四围有土墙，样子很像古代的城堡。我们走进学校，听见一片琅琅诵读声，起初我还以为是藏族同胞在念经，后来才知道他们在学习藏文，高声背诵藏文字母和拼音。穿戴华美多彩的藏族男女青年，坐在课室、操场和树荫下，专心一意地在读书，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情，使人不敢打搅他们。
甘南干校从1954年11月建校，到现在有六期学员毕业了。训练对象是民族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目前还有三个训练班正在学习着，一个是政治训练班，一个是藏文班，一个是畜牧班，共有二百二十人。
学校的负责人张凤山，大青山下的牧羊娃，曾经受不住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偷了两个馍馍当路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骑兵部队中，这个年纪太小，个子太矮，连上马也感到困难的小鬼，终于锻炼成指挥员，高举着马刀，驰骋于长城内外，度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正像一切在革命部队长大的人一样，他受了党的培养，同时也在党的教育和启发之下，打开了智慧的大门，他的求知欲和阶级觉悟一同增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在当机要通讯员的时候，他就逐字逐句地读文件读报纸。现在他已经不仅是教育行政工作者，而且是甘南的理论教员。当他刚由部队调到现在的岗位上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他不懂得教育工作该怎么做，纵然有满腔热情也没处使。可是，对于他有一条重要的原则：“既然是党交给自己的任务，怎么样也得完成！”他就在上级党的领导和自己的摸索之下，办完了六期训练班，取得了经验。现在他爱上了这个工作，爱上了草原。一个人只要对工作产生了爱，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寂寞的地方，也能涌现出欢乐。白天，他给学生上课；夜晚，他帮助学生导演戏剧，一会儿上台指指点点，一会儿又到台下去拉胡琴；草原的夜空中，震响着欢笑。谁能说这儿是寂寞的地方呢？
藏文班班主任嘉样伟珠（汉文名字是罗法西），是拉卜楞寺的章议原巴（汉文意思相当于副秘书长），现在还披着袈裟。可是，他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把过去只有在寺院里才学习的藏文，教给从来没有接触过文字的牧民和农民，而他自己在经文之外，也涉猎了社会科学书籍，在适当的时候，他已能引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我在他的书桌上，看到毛泽东选集和辩证唯物论。
学员中间，我第一个认识的是塔日茂。我第一天走进学校的广场，就看见一个胖胖的女人，在屋子旁边走来走去，手上拿着课本，看一眼，马上又藏到背后，用非常响亮的声音背诵着，好像这个院子里只有她一个人。第二天早上，我还没有起床，窗户外边又传来了拼音复习的声音，我虽然不懂藏话，可是从那高昂而富有音乐性的声调，仍然可以分辨出这是塔日茂在读书。她是玛曲县外相塔洼人，原籍青海，因家贫送给别人抚养，七岁时流落到甘肃来，之后就在甘、青两省的边界牧区和寺院所在地转来转去，当养女、做苦工。解放以后，她亲身经历了藏区的巨大变革，从心里敬佩共产党，爱工作干部，她暗中以干部做榜样，什么事情都积极去干。在玛曲县政府替干部洗衣服，只有微少的收入，她同样干得兴致勃勃。后来又担任了运输站的搬运小组长，是群众中间的积极分子。
塔日茂要求工作，要求学习。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参加工作？”她圆胖的脸上泛着红光，毫不考虑地庄严地回答：“我要为人民工作，为社会主义工作！”
塔日茂来到学校之后，比别人睡得晚，比别人起得早，中午不休息，有时候怕惊动别人，独自跑到草原上去背诵课本。
现在她自己学得很好，还能帮助别人学习。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掌握了文化；一个从来受别人摆布的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从塔日茂身上，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变化。
“学习之后怎么样呢？”我曾经这样问她。她同样庄严地回答：“我要在我们藏区工作，到哪儿都可以！”
卓尼县上叠布部落的瓦阿扎，二十六岁的高大强壮的牧民，像一匹无羁的骏马，在草原上长大，在游牧生活中受了锻炼，性格豪爽，敢作敢为。他从七岁到十四岁，在寺院里当过喇嘛。十五岁就和自己同旗的男子们，到四、五百里外去抢别的部落的马群，他走在最前头，路上遇到国民党的匪军，他一枪就撂倒一个。在部落与部落的械斗中，他也是打前锋的人。
现在呢，坐在我面前的瓦阿扎，却是一个文静而开朗的人，勇敢的草原风习，虽然还保存着，但发展的方向可不一样了。
他初来学校的时候，马鞍换了板凳，帐篷换了宿舍，茶和开水代替了牛奶和酒，使他十分不习惯。一切学习和生活的制度，在他看来都是束缚。有时出去喝酒，醉醺醺地回来。教师问他为什么不请假？他非常诧异，就道：“干吗要请假？我们对头人和父亲也没有请过假！”然而，当他学习了一个时期之后，开始转变了，除了星期六和星期天仍然喝一点酒外，其余的日子，是一个很规矩的学生，连校门也不出。但当他的一个最好的朋友，背着人到一些不名誉的地方去被他知道以后，就当众揭露，并严厉批评。这样做，是违反牧民的习惯的，可是，他说：“这是共产党给我的力量，我才能批评他。”
现在，这个原来一字不识的牧民已经能看报纸，写家信，看懂有关畜牧的浅近科学书籍，能够用汉话和我交谈，更重要的，是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逐渐进步，慢慢成熟。当我们谈话快结束时，他的声音突然放低了，可是掩盖不住他的激动，他说：“我的入党条件够不够，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没有党的领导没办法。”他说得对。我们大家都相信他会成为共产主义的战士的。
我还要再提出一个人来，他和塔日茂、瓦阿扎是不同的类型。他叫多吉才让，夏河县四区卓盖人，不是牧民而是山区的藏族农民。这个十八岁的年轻小伙子，和人说起话来腼腆得很，两只手不知放在哪里才好，但是，他有一股执拗的劲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去年七月，多吉才让刚刚十七岁，他瞒着家里，和另外两个青年，跑到区委会要求工作，区委书记说：你要通过乡的组织，征求家庭的同意才行。他假装着回家一趟，偷了酥油糌粑和行李来，天真地说：“他们不同意，怎么会把东西给我呢？”区委书记对着这个纯洁的青年，觉得又可笑又可爱，一时不知分配什么工作，就决定送他来学习了。你说他是顽皮、天真，或是冲动吗？不，有一个可敬的信念在支持着他，他说：“我是受苦的人，恨统治阶级，我一定要为人民工作，你们叫我喂马，我也心甘情愿！”
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草原上，室外还很冷，但是，我听着这些动人的故事，心里觉得暖洋洋的。党的民族政策有如春风化雨，勤劳而干练的藏族，受到了慈爱的抚育，将产生他们自己的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战士。而且，现在在甘南藏族自治州中，已经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就以自治州的六个县来说，便有藏族县委正副书记五人，正副县长十三人，县级以下的干部，更是以百计以千计的涌现出来。
桑科草原上的钟声，是欢乐的乐曲中的一个音符，它和全国各地的乐声应和着，合奏出祖国的社会主义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