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来的考古新发现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六年来的考古新发现
陈梦家
解放六年以来，我国考古学的田野工作和室内研究工作，获得空前的发展。六年来各地出土的器物在二十万件以上，各时代遗址的发现也有几百个地点，已经发掘了古墓好几千。这样规模浩大的考古工作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着史所未有的经济建设和农村改造。许多工厂、学校建立在古代城市的故址或其边缘上，由小块田地接合而成的大片农田正在到处开渠打井，黄河和其它大小水流的疏通和水库的建造，凡此都随时随地有机会揭露出地下的宝藏。建设规模的宏大使考古工作在数量上、质量上和面积上加多、加深、加大起来。祖国的崭新的建设事业促使地下古老的世界更完整的重现于他们的子孙的面前。五千年来我们勤劳的祖先的智慧的创造和精巧，鼓励着今天新中国的人民有信心地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六年中的主要收获，可以简略地归并为以下各条。（一）大量数目的出土器物，在类别上有许多是前所未见的；有些虽是以前已有出现或流传的，但由于新出者是发掘的，可以确定那些非发掘品的来源及与其它器物的关连。（二）许多不同地点的发掘和调查，可以初步了解若干文化遗址的分布；以新石器时代和汉、唐遗址来说，几乎全国范围内都有发现。（三）由于许多不同地点出现了许多不同时代的遗址与墓葬，才可以作地点与地点间的比较，才可以从它们的延续关系上看文化的发展。（四）由于我们发掘了范围较大的遗址，就不像从前只从墓葬中了解古代，而是从古代人类生活的地方和遗物上了解古代。
1949年以来，周口店北京猿人洞的发掘，又继续得到收获。但是旧石器的重要收获，是中国科学院在丁村的发掘，得到二十多种脊椎动物化石（包括三个人齿）和二千多件石器。这些石器多为厚重的石片，有一定的类型，有些有了第二步的加工。丁村的人齿虽尚具若干原始性，但比北京猿人已有进步。
六年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为数很多；它们分布得很稠密，而且几乎各省都有；北至内蒙古，西至新疆、云南，南至广东、福建，东至吉林和东部沿海一带。这些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下限（终结的年代）是参差不齐的，所表现的文化是多种样式的。它们之间的差别和互相连系的问题，是今天考古学的重要课题。陕西省西安半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当时的住居遗迹，有几十个方形的和园形的房子，是土筑的墙而用木柱撑立的，房子里还有灶和储在有盖的陶罐内的粟米。在此遗址附近有同时的墓地，墓中保存了完整的随葬的陶器，其中有人头和活鱼的图画，是最别致的彩陶。在兰州市，我们也发掘了埋葬彩陶的墓。我们在汉水流域的天门、京山，在淮水流域的新沂，在浙江省的杭州，在福建省的闽侯，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在长江以南的遗址的出现，对于我们研究同时期华北黄土地带的文化，提供了极有兴趣的比较材料。全国范围内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不断的出现，说明了中国各地在很古时代不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带。在这大约四千年以前，尽管各地的社会的发展有先后，但早已是有了人类社会的活动和一定程度的制造陶器、石器、铁器、骨器和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文化。
商殷的活动范围，在今长城南淮水北的华北平原。根据最近的调查，西至河南省西部太行山以东，北至河北省中部，南至安徽省淮水北岸，东至山东半岛，都有殷代遗址的发现。过去我们只能从河南省安阳殷墟一个地方的发掘看到殷代文化的一斑，现在却发现了好几个安阳以外的殷代（公元前一千三百至一千零二十八年）遗址。其中以郑州的殷代遗址范围最大，发掘出来的长方形房址和铸铜作坊，制骨器作坊最有重大的意义。这里看到了安阳以外铸造铜器的作坊，而在制骨器的原料中除兽骨外还有人骨。这里出土的铜器和雕刻的象牙器，与安阳出土的几乎同样达到艺术的高峰。我们继续在安阳发掘了一座殷王的陵墓，除了获得了许多铜器和一个完整精美的石磬以外，对于用多人殉葬于大墓和其邻近的陪葬的成排葬坑，也获得了丰富的材料。在郑州、辉县、安阳等地发掘了二百座以上的殷代小墓，获得到许多标准的殷代铜器、玉器和陶器；而铜器和陶器常常是成组的。安阳车马坑出土了可以复原的车子，和它的铜制零件。
从宋代到清代曾经出土了许多有长铭的西周铜器，它们至今还是重构西周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但是只有到最近，才发掘了西周的墓葬，才得到较完整的出土于一墓的成组铜器。在东北辽宁省凌源出土了一群燕侯的铜器，在华东江苏省丹徒出土了一群宜侯的铜器。这两个地方一在长城之北，一在长江以南，相距如此的遥远，然而两地的铜器同样的是西周初期（约公元前一千零二十七至九百四十八年）典型的形式。由此可见西周王国在成王和周公平定四方以后，其诸侯可以远到如此南北两地，然则周初最远的疆界，比我们以前所想像的要大得多。西安附近周初的京都的发掘正在进行中，我们在普渡村一墓中已获得记载周穆王（约公元前九百四十七至九百二十八年）当时的一组铜器，足以作为西周中期铜器的典范。在山西、河南、山东等省，也出土了西周晚期（公元前八百五十七至七百七十一年）或春秋初的铜器。
继新郑、李峪之后，最近安徽省寿县城边发掘了一座蔡侯墓，它的完整性和重要性超过了前二铜器群。它们是春秋（公元前七百七十至四百八十一年）的晚期最典型的铜器群。蔡墓的铜器在一百件以上，包括了四组乐器，一组蔡侯嫁女于吴的媵器，一组吴王嫁女于蔡的媵器，一大组蔡侯铸作的祭器和兵器、车马器。另外还有成组的玉器。一半以上的铜器有铭文，说明它们大多数是蔡昭侯（公元前五百十八至四百九十二年）也有少数是吴王阖庐（公元前五百十四至四百九十六年）所铸的。它们是连系春秋中叶新郑铜器和战国晚期寿县楚器的中间的铜器群。它们说明了在春秋末不同诸侯的铜器的相连系的关系大于地方的差异性。最近在洛阳东郊也发掘了五十以上的春秋墓葬，可以由器物的演变分别为早期、中期和晚期的。
最近几年中战国（公元前四百八十至二百二十二年）墓葬的收获是极丰富的。河南省辉县所出土的成组的陶器、铜器、铁器和车辆，可以为北方的重要的代表。其中丰富多样铁制的农具和工具，证明了战国时代铁器已经相当流行了。河北省兴隆县大批铁范的出土，尤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辉县的玉器、错金器和一个铜鉴上刻划的人物图象，表现了战国时代高度的艺术设计和精巧的工艺手法。河北省唐山出土的狩猎壶也是继承春秋晚期的一种特殊的用纯铜镶嵌成鸟兽花纹和狩猎图象的新技术。湖南省长沙附近的三个完整墓葬，可作为战国时南方的代表。左家公山一墓，除了闻名的漆器以外，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竹筐内盛了由毛笔、竹简等组成的“文房四宝”和天平法码，又有竹木制成的许多武器（模型）。仰天湖一墓，除了著名的木俑以外，有七十二片写了字的竹简。杨家湾一墓，除了漆器，木俑、铜镜以外，还有木制的瑟（模型）。长沙战国墓有保存很好的棺椁，尸首和包裹尸体的丝帛，甚至于脑髓还在。
汉墓更是普遍的出现于各地，六年中所发掘的已在二千座以上。各种用木材结构、圹砖砌成或刻画图象石条所建成的墓室，已经不复是以前的专埋尸骨的坟墓，而是规模较大的地下的“阴宅”。它们本身是一种营造或建筑。因此，在汉墓中更具体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真实的生活情况。各种质料所制成的殉葬品，不是在形态上而是在彩绘或色泽上比以前更绚烂起来。彩色鲜明的生活写实的殉葬品，是它的特色。河北省望都的壁画是当时官吏生活的写照，四川省绵阳的画砖则有了农民耕作的风景，山东省沂南的墓石刻划了细致的生活细节。出土器物中，有山东省文登和广东省广州的漆器，彩绘的陶器，陶制的作为模型的房舍、车船和人物俑都是当时很流行的。我们在云南省晋宁县的汉墓中看到了少数民族的女酋长的生活。在一个鼓形器上，排列了小形雕塑手法的铜制人物，俨然是一个小小舞台。除墓葬外，我们发掘了洛阳市西郊汉代河南县城。此古城长宽一千四百米，系夯土筑成。在城址内，发现两汉时代的房舍、仓囤、水井、道路和其中的工具、器物，货币等。
江苏省宜兴西晋周处墓的“青瓷”，是可以定年代的早期的瓷器。周处（公元二百四十一至二百七十九年）是晋代的将军，墓砖的文字说明是制作于公元二百七十九年，正是他战死之年。晋代以后，出土物品以陶俑和瓷器占最主要的部分。我国的瓷和陶俑在世界的美术史和工艺史上占着光辉的一页，但是，过去的研究，在断定时代和出土地制造地方面却有不少错误。这六年中全国各地的发掘调查获得了许多正确的资料，足以修正以前“赏玩家”的误解。
对于佛教的洞窟艺术，我们作了许多调查和修整的工作，在湮没甚久的荒山破寺中，也发现了许多长久被遗忘了的。在河北省曲阳的古庙地下，埋藏了上千的石刻造象。发掘出来的造像，有年号的在二百件以上。由其年号，可知它们是连续的从公元五百二十年到七百五十年间的作品，经过了北魏、东魏、北齐、隋、唐、武周好些朝代。这批重要的材料，不但有它们无比的艺术价值，并且是研究石刻年代的重要关键。
以上所述，只是六年来出土重要古器物的很小一部分。六年来发掘出来的丰富的地下宝藏，对研究我国历史将会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