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有顾虑的人们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原来有顾虑的人们
郭玉林　王相林
心满意足
董文治是河南浚县北堂乡中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说起来他只是全社2，315户社员中的一个，但他的思想却代表着一部分人。
解放前董文治全家七口人，垅地皆无。土地改革当中翻了身，分了二十五亩好地。由于全家男女积极劳动，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了。1954年两次共买了三亩半地。到1955年，全家十口人，喂着三头牲口，小日子过得挺结实。从此心满意足，认为永远摆脱贫穷了。
董文治在生产上凭人有人，凭钱有钱，牲口农具样样俱全。他几年来没有参加互助组。1953年村子里办初级社，他说共产党是“衙门口打架，没事找事”。农业生产合作社办起来了，董文治公开地对社员说：“二月二的煎饼，看你们摊吧！”他认定这个社办不好、办不长。他不仅不打算入社，而且单干的劲头更大了。为了在生产上把农业社比倒，1954年他买了三亩半地、两头牲口、一辆新大车；夜间偷偷地往自己谷地里追肥。尽管如此，因为他不采用新的技术，耕作不及时，去年他的谷子、玉米、大豆产量都比合作社的低。他比输了。
一步登天
1955年10月，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传到村子里，原来的四十四户社员和党员、团员、贫农积极分子活跃在村子的各个角落。扩社、建社成了舆论的中心，但董文治他们仍然热于单干。积极分子赵俊士、赵安居等去动员他入社，每次都碰了钉子。他说：“自己干，自己当家，谁也管不着。不需要再找个爹娘来管教。”
群众合作化的热情越来越高，大家不能满足于办初级社，要办高级社。这时候，党支部宣布，地主、富农将要有分别地吸收入社。在这种情况下，董文治他们才变了打算。他怕别人把自己看得不如地主、富农，于是，他首先卖了一头牲口，然后申请入社。支部知道他是勉强入社的，曾多次向他解释，说明晚入一年也没有什么不好。但他回回表示：“没问题”，“想通了”，“坚决入社”。就这样，董文治由单干“一步登天”，参加了高级社。
包袱沉重
董文治入社以后，怕孤立、怕在政治上受排斥的顾虑解除了，但在经济利益上却背着沉重的包袱。初入社的几天，为了避免别人说他入社思想不通，他劳动也很积极。不久，他的顾虑一天比一天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他经常到牲口槽上去。每次去不是摸摸他原来那头黄牛的角，便是拉拉它的尾巴。最后，总是咳声叹气地走出牛棚。
今年合作社的小麦长得特别好。去年冬天，社员们不顾天寒地冻，开展了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担水浇麦运动，冬春两次浇麦一万八千亩。又积肥二万二千六百车，给二万三千二百亩小麦上了一次追肥。拔草锄麦的工作也做得好。看到那绿油油的麦田，绝大多数社员个个喜笑颜开，越干越有劲。董文治就不一样了。从麦子吐穗扬花，一直到金黄色的成熟时期，他真像“怀揣二十五个小老鼠，几十只爪子乱搔心”，天天坐立不安。每次路过他自己原来的地边，总要止住脚步，看着麦子呆呆地出神。有时用手抓一把沉甸甸的麦穗，摇晃摇晃。有几天他甚至干脆不下地干活，专门到自己的麦地看麦子，回家就躺下来。他的思想包袱一天比一天沉重，生产情绪也一天比一天下降。生产队长赵书森几次找他去商量事情他都不去，假装有病，在家坐了三天。他全家三个女劳力也不去参加生产。他父亲董学善入社前是积肥模范，大冬天也起五更去拾粪。入社后再不拾粪了。他们并不是不懂得“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但他们认定：反正再干也没有自己单干时收的多，只想“干点够吃就算了”。
预分大会
六月五日晚上，合作社开社员大会公布小麦预分方案。男女社员很快集中到小学校里了。人们都高兴地谈笑着，等待开会。只有董文治、赵海朝、吴秀凤几个人，一声不吭地坐在屋角的黑影里。开会了，农业社副主任张泽润向大家报告小麦丰收的成绩：今年共种小麦23，649.8亩，共收2，601，478斤，每亩单产110斤，比去年增产20.87％。除去公粮、种籽、饲料等等一切开支，每个劳动日可分小麦4.12斤。还有十五万斤超额增产的粮食另行分配。全社93％的社员比去年增加了收入，减少收入的只是个别有特殊原因的户。接着，会计一户一户公布所得劳动日数和应分麦子数。会场鸦雀无声。公布结果，董文治这个队全队八十五户，只有三户收入比去年减少。那是赵元会、赵书科、董振君。会计公布完毕，请大家各自算算账，看自己比去年究竟是增加了收入，还是减少了收入。其实人们早就算清了，去年收入多少心里早就有底，只要和今年的收入对比一下就清楚了。人们都高声报告：“增加了”，“我增加×××斤”……只有董文治脑子转不过弯来，他找到干部说：我去年收2，123斤麦，今年只分1，655斤，这不是减少好几百斤吗？你咋说我增加了收入呢？还没等干部吭声，原来和他有同样顾虑的赵海朝就在旁边说话了：“你的账算错啦，你把公粮、种籽、饲料开支等除了以后，你算算就知道增减了。”经过大家帮他算账，他才相信今年比去年增加收入307斤。这时，董文治如大梦初醒，他的脸刹时由阴暗变成红润，入社以来一直背了很久的沉重包袱放下了。不一会，他突然哼咳起来，难过地说：“因为我不相信党的领导，不相信多劳多得的政策，一家人一春天没加劲生产，最少也少做一百个劳动日。”他刚说完，在一边的一个社员就开玩笑地说：“那你又少了四百多斤麦，全家人少吃一个月白馍。”
社里为了解除社员怕得不到现钱的思想顾虑，当即把小麦预购定金分给了社员。就这样，像董文治这样的人，才算彻底地把心定下来了。
从头做起
现在，社员们劳动的劲头更大了。董文治全家更带劲。他全家没有一个闲人。他母亲虽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了，除了领着自己家里四个孩子和做饭以外，还要去看场。他哥哥董文山当饲养员，有头驴生了疮，他天天烧开水给它洗几次。在麦收中割麦，谁也没有董文治割的快，收的净。他不止一次地向社干部和社员说：“以前我想错了，让社里和自己都受了损失。我要从头做起，我知道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