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娜拉”演出之前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写在“娜拉”演出之前
吴雪
亨利克·易卜生是西欧戏剧家中被介绍到中国来最早的一位。远在1907年——易卜生逝世的第二年，我国新文艺的旗手、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就在一篇题名“摩罗诗力说”的文章里提到易卜生。1918年就有易卜生创作的译本出版。他的社会问题剧如：“娜拉”（即“傀儡家庭”）、“群鬼”、“社会栋梁”、“人民公敌”等，对我国“五四”时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包括新兴的话剧运动和话剧创作，都有极大的影响。
在这些戏里，我们特别记住了“娜拉”。人们都能记得：“娜拉”对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曾经怎样地起着鼓舞和推动作用。“娜拉往何处去？”成为当时“新青年”杂志及其他许多报刊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娜拉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中最熟悉的人物。
今天，“娜拉”又在北京的舞台上演出了。这次有纪念意义的演出，不禁引起我们许多回忆。娜拉所处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娜拉”对于今天的观众，难道不是仍然有着它的现实意义吗？因为“娜拉”一剧的主题，不仅在于它提出了妇女的人权问题，它通过胡克大夫的身世，柯洛克斯泰和林敦太太的遭遇，特别是通过娜拉的丈夫海尔茂典型性格的揭示，也深刻地暴露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虚伪的文明，以及违反人性的法制和道德标准。
至于在我们的时代中，夫妇生活主要建立在互敬、互爱、互助的基础上。这正是易卜生生前憧憬的家庭生活。妇女的人权问题，在今天大大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纸上空谈，已是为新社会的道德观念所肯定的了。但时至今日，作为旧有残余的意识形态来看，是不是也还有一些像未出走以前的娜拉一样的妇女，把自己的精神生活完全拘囿于个人身边琐屑的事物上，没有事业和生活的远大理想？是不是也还有那么一些像海尔茂一样的丈夫，自私自利，虚伪庸俗？因而，“娜拉”的演出，从它的内涵的现实意义上说，也还是耐人寻思的。（附图片）
娜拉为了医治丈夫的病，伪造父亲的签名借了一笔钱；恰恰在那时候父亲死去了。放债人写了一封信给娜拉的丈夫，想用揭发娜拉伪造签名的罪名来威胁他，以保住自己在银行的小职位。娜拉以练习舞会的表演节目，来阻止丈夫开信箱取信，和掩饰自己的慌乱情绪。
曹西林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