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优越的音乐传统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我们有优越的音乐传统
阴法鲁
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由于劳动创造了音乐艺术。自从有了文字以后，就有大量的音乐史料保存下来。古书上说：“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人们在狩猎之后，敲打着石片，模仿各种野兽的动作，举行集体舞蹈。用的乐器非常简单。这里所追叙的是最早的集体的音乐活动。
现在出土的商代的乐器有磬、鼓、铎、埙等，大概都是纪元前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的遗物。其中最大最完整的一件是在安阳发现的大石磬，质地细腻，上面刻着精美的虎形。小石磬也发现过一些，似乎当时已有“编磬”——把许多磬排列在一起，但不一定有音高上的区别。出土的铜铎比较多，往往是三个在一起，花纹和铭文都相同，而大小不同，这说明三个是一套，代表了三种不同的音高。商代的甲骨文中有“龠”字，就字形看，很像原始的“排箫”。甲骨文中有“乐”字。就文义看，虽然它不能作“音乐”解释；但就字形看，它像木架上张着丝弦，所以有人认为它原来就是一种乐器。弦乐器是由射鸟兽的弓逐渐改进发展而成的。这里，使用丝来做弦有着重大意义，因为如果一直用皮革来做弦，那是不能变成各种形式的精致轻便而发音准确的弦乐器的。中国是最早发现并使用丝的国家，因此，最早使用丝弦做乐器的也应当是中国人。可以推断，在商代，特别是商代后期二百年间，音乐已经相当发达了，也有了一定的乐律知识。
在商代大概已经出现了世袭的“乐人”——职业音乐师，其中有一部分是奴隶身份。这种乐人吸收和总结广大劳动人民在音乐活动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对于音乐艺术水平的提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人们在长期的音乐实践过程中得到一些规律，因而导致音乐理论的形成；有了音乐理论，又转而改进了乐器的制作方法，推动了器乐和声乐的发展。
音乐反映了“国之大事”——祭祀和战争。“诗经”里的“商颂”、“周颂”、“鲁颂”等大部分是祭祀的乐舞。相传商汤的乐舞叫“大护”，“言汤承衰，能护民之急也。”周公的乐舞叫“大武”，“言其德能成武功”。这都是关于战争的乐舞。音乐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状况，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就是我们的内容丰富的、具有充沛的生命力的民间音乐。
在历史上进行过许多次搜集、整理民间音乐的工作。虽然每一次所搜集的都只是民间音乐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全部的民间音乐；但每一次的搜集、整理工作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从此也可以看到民间音乐的伟大贡献。
第一次大规模地搜集、整理民间音乐开始于西周时期（公元前11—8世纪），到春秋时期（前8—5世纪）告一段落。把搜集的材料加以选择、整理、编排，就成了流传到今天的“诗经”。诗经中的诗多半是西周时期的作品。一部分是贵族的乐歌（雅、颂），大部分是各地的民歌（国风）。砍伐檀树的劳动者在诅咒不劳而获的贵族，逃亡的人们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从这里我们听到了被压迫者的反抗的号角。
到战国（前5—3世纪）后期，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搜集民歌进行加工，并以民歌为基础创造新的诗篇，都充满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情绪。他和他的后辈宋玉、景差等人的作品，统称为“楚辞”。楚辞是楚国人的诗辞，也是楚国的地方音乐。
古书上说，西周时期已经有“十二律”、“五声”的知识，这种记载是可靠的，我们从诗经中也能得到证明：（1）诗经里说到的乐器有二十五种之多。（2）诗经里写着“钟鼓乐之”、“箫管备举”，可见当时已有比较复杂的乐队的组织。（3）诗经里的歌曲，在春秋时期都还可以演奏。孔子（前551—479）听了演奏“关睢”之后，兴奋地说：“洋洋乎，盈耳哉！”看这种情况，如果当时没有比较成熟的乐律学的知识，那是不可理解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春秋时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音乐家，如师涓、师旷、师襄等。师旷尤为著名。二百年之后，孟子还说：“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把他看成乐师的代表人物。
在乐律学上，用竹管或丝弦，先定出一个基音，然后依次按三分之二（三分损一）和一又三分之一（三分益一）的长度比例，定出其他高低不同的十二个音阶（十二律），这种方法叫“三分损益法”。关于三分损益法的记载，最早见于“管子”，这部书保存了战国时代的一些史料。但根据上述西周时期音乐发达的情况，可以判断这种方法的发明和应用，必远在此时以前，比奠定西洋乐理基础的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约纪元前571—497年）的同样发明，要早得多。
音乐是随着时代变化的。任何时代，人们都喜欢民间音乐，连统治阶级也是如此。在战国时代，魏文侯就问子夏：我听古乐，只想睡觉；听“郑卫之音”（指民歌），就忘了疲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本着儒家的教育哲学发挥了一大篇道理，赞美古乐，抨击新乐。实际上是古乐已经僵化了，没有感动听众的力量，而民歌则富有蓬蓬勃勃的朝气。从战国时代的“古乐”算起，历代的所谓“雅乐”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徒具形式，缺乏生动活泼的内容。
儒家重视音乐，充分地认识到音乐的表现和感染的力量，因此通过音乐了解民情风俗，并进行教育工作。他们的音乐理论中最显明的一点：用音乐来巩固家族伦理关系，伦理关系从父子扩大到君臣。孔子劝青年学习诗经，他说学习诗经之后，就近处说，可以事奉父亲；就远处说，可以事奉国君。荀子说：“故乐在宗庙之中，则君臣上下同听之，莫不和敬；闺门之内，则父子兄弟同听之，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则长少同听之，莫不和顺。”到了汉代，儒家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如说诗经的作用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对诗经中的民歌作了歪曲的解释。儒家的音乐理论反映了安排并巩固新的社会秩序的企图。
第二次大规模地搜集民间音乐是在汉武帝（前140—87年在位）时。那时经济和文化都有了发展，朝廷又注意到音乐。武帝设立了一个音乐管理机构叫“乐府”，因而这次搜集的音乐便称为“乐府”，也称为“清商乐”。清商乐盛行于汉、魏、晋和南北朝时代的南朝。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曾经把西域的乐曲传到长安，对当时的音乐界也发生过影响。
南北朝时代（4—6世纪）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中国音乐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中原民族的长期的宁静的生活状态规定了他们的乐舞旋律——舒缓、悠闲，象征着浓厚的田园意味。清商乐的这种平淡风格，不能满足南北朝以来迅速发展的城市的要求了。因此，不但国内各地区的民间乐舞又有被发掘整理的机会，而且西域（包括新疆、中亚细亚、印度）乐舞也伴随着佛教在中原传播起来。西域的轻便而发音响亮的乐器也传进中原，逐渐地和中原乐器配合起来。
第三次大规模地搜集、整理民间音乐和外来音乐，开始于隋代
（6世纪末）；唐玄宗时（8世纪前期），搜集音乐的运动达到了最高峰。隋朝统治的时期很短，没有力量进行这项工作。唐代初期一百多年间，社会安定，经济情况好转。唐代人民不但继承并发扬南北朝的文化传统，而且不断地吸取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以丰富自己的社会内容。这给音乐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初，沿用隋代的“九部乐”，到公元640年增为“十部乐”：（1）燕乐伎，（2）清商伎，（3）西凉伎，（甘肃武威），（4）天竺伎（印度），（5）高丽伎（朝鲜），（6）龟兹伎（新疆库车），（7）安国伎（中亚的布哈拉），（8）疏勒伎（新疆疏勒），（9）康国伎（中亚的撒马尔罕），（10）高昌伎（新疆吐鲁番）。这十部伎，朝廷举行宴会时，常归并为“坐部伎”和“立部伎”。坐部在堂上坐着演奏，立部在堂下站着演奏。
公元714年，玄宗设置“教坊”五所：内教坊在宫廷里；外教坊，长安两所，洛阳两所。宫廷里还有“梨园”和“宜春院”。这都是搜集音乐并安置、训练各种乐工的地方，也是传播音乐的地方。各州郡和贵族豪门也都有伎乐。“声音人”的总数到达几万人。
中原音乐和外来音乐长期地接触汇合，由于广大的——职业的和非职业的——乐工和舞工的努力，在肥沃的中原文化的园地里开出了美丽的花朵，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唐乐”。唐乐以中原音乐为根本，但吸收了各地区的优秀的新鲜的音乐成分，有国际意义的内容而同时又是中国新的民族形式的高度艺术创造。唐乐不仅为当时的中国人民所喜爱，而且也传到各邻邦如印度、日本、朝鲜，为外国人民所喜爱。
唐代乐曲的来源也是多方面的，长的叫“大曲”，一般比较短的叫“杂曲子”。最初乐人选择五言或七言诗配在乐曲里唱，诗人为乐曲作的歌词也都是五七言诗；后来逐渐地试验着依照乐曲的节拍而填制长短句的歌词，这就是唐宋词的开端。凡是填过词的乐曲，就称为“词调”。唐宋大曲都是舞曲，每曲分为十二大段，结构很复杂。用大曲演唱故事，这样就逐渐演变成宋代和元代的“杂剧”。杂剧又导引了中国戏剧的产生。
唐宋两代的乐曲，据约略统计，其名目可考的有三千多个。不见于记载的，不知道有多少。敦煌发现的史料中有唐代的乐谱和舞谱，日本也有唐代的乐谱，可惜目前还不能正确地辨认这些谱字和符号。
第四次大规模地搜集民间音乐是在南宋时期（12—13世纪）。这次搜集的是杂剧，其中也包含了民间音乐。宋代的音乐都是承继唐代的而又加以发展，但教坊的规模则远不及唐代。宋代的商业和城市经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城市里人口增多。由于适应人们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民间艺人团体大大地增多了。乐舞仍然盛行，填词唱词成了时代的风尚。在北宋的汴京（开封），南宋的临安（杭州），都有民间艺人从事艺术活动的固定的地区。北宋已经出现了杂剧，到南宋逐渐盛行起来。今天还保存了“官本杂剧段数”280本的名目。既称“官本”，想必是经过官方的整理。
南宋词人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中保留下来一部分乐谱，经杨荫浏先生等研究整理，不但南宋的一部分乐曲可以演奏出来，南宋的一部分歌词也可以唱出来。
第五次大规模地搜集民间音乐是在元代（13世纪末叶—14世纪中叶）。这次搜集的是金元时代的“院本”——流行于北方的杂剧，其中也包含了民间音乐。今天还保存了一份“院本名目”，计690种。元代国家的音乐管理机构“大乐署”，力量很弱，而民间艺人则日益增多。这些院本的搜集工作可能是民间艺人团体进行的。元代的版图横跨亚洲和欧洲，外国人迁入中国的很多，因此，中国音乐中又增加了新的外来的成分。当时除了创 作戏剧之外，还涌现了许多新的民歌。历史上把元代流行的民歌称为“散曲”。
从南宋以后的音乐史上，我们可以看到：（1）朝廷管理乐舞的能力日见削弱，而民间艺人的音乐和戏剧活动日见加强。他们的活动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有深厚的力量。（2）戏剧盛行起来，许多乐曲和舞蹈被吸收在戏剧里。音乐和戏剧分不开。因此，在城市里，一个乐曲单独演奏或一种舞蹈单独表演的机会，就相对地减少了。这种情况到了明清时代更为显著。
明代许多地方戏都发展起来。明世宗嘉靖（16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城市手工工场的形成，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以及西洋初期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内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样就更推动了戏剧的发展。不但剧种多，而且戏剧——特别是南戏——的规模达到完备的阶段。戏剧的内容也反映了反抗传统的封建意识而追求个性解放的理想。如徐渭的“女状元”赞美妇女的才能，汤显祖的“牡丹亭”歌颂真挚的爱情，和明末清初的小说都有相同的主题思想。
明末清初最流行的戏有“弋阳腔”“昆山腔”（昆曲）等。昆山腔可以说集南戏的大成。十八世纪中叶，昆山腔渐衰，而“皮黄戏”（西皮”、“二黄”）代之而兴，这就是京剧的前身。明清两代的乐谱保留下来的很多，而且有许多乐曲依然流传在民间。
丰富的音乐遗产正等待我们搜集清理。据查夷平先生说，几年来，仅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收集的民间乐曲和歌谣就有三万首；经初步研究，知道里面有不少的明清以前的乐曲。这项工作需要继续开展。希望音乐工作者选择历史遗产中的适用部分，加以整理、发扬，创造具有民族风格的新作品，来反映我们的伟大时代，给幸福的祖国人民带来更大的鼓舞和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