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教授们独立讲课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让教授们独立讲课
吴大琨
读完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上马寅初先生写的那篇“我也来谈谈百家争鸣”的文章以后，不禁引起了我很多的感慨。马寅初先生在那篇文章中，举了两个突出的例子来说明目前有些教授们在上课的时候，由于采取了“念讲稿”的方式带来的危害性，特别是对于“残害了学生的独立思考机能”的危害性。我完全表示同感。但是，可惜马寅初先生在他的那篇文章中并没有进一步指出造成这些教授们目前不能不、或者不敢不在上课的时候采取“念讲稿”的原因来。我认为这对某些教授来说，实在也是很冤枉的。
其实，目前大学里的情况是，就我所知，不但学生缺乏取得“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就是大学教授们也只能在各种不同的程度和形式上“照本宣科”或者“死背讲稿”。在这样的情形下，要学术界真正形成“百家争鸣”的高潮，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要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首先在大学里的教授们就应该有独立讲课的能力，如果教授们连独立讲课的能力都没有，那就决不可能在大学里形成什么“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的。
那么，目前大学里，究竟是什么力量在阻碍着教授们的“独立讲课”呢？我认为：那就是解放以后，在大学校里所无形中流行起来的许多限制教授们独立讲课的清规戒律！
原来，自从解放以后，许多大学里的党政负责人员对于一个教授讲课的优劣的评价，已经久已不是他的“创造性”，他在学术工作上的独立钻研能力，而是他的“纪律性”了。所谓“纪律性”，就是要求教授们上课的时候能够完全只依照事先为某些“领导”人员或者其他人员所批准的大纲或者讲稿讲，而不准依照没有批准的讲义讲。如果某一教员，在上课的时候，不照大纲讲，那就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了。他就可以受到一些批评，如说他讲课时有“自由主义”、“信口开河”的错误等等。
我们目前做教授的，最忙的，就是“开会”和“准备写讲稿”两件事，而在写讲稿的过程中，花时间最多的又是“找根据”。即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内容，都必须要找到“根据”。这种“根据”，当然最好是马克思、列宁所说过的话，或者是其他什么党政首长们所说过的话，等等。这样一来，有些年轻的、解放以后才去中国人民大学或者是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回来了的教员，他们学历虽浅，可是却占了便宜。因为他们就都早有了“根据”。他们有他们在学校里学习的时候所学到的那一本讲义、笔记之类的东西。如果有人对他们的讲课的正确性发生怀疑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很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讲的！”对方提意见的人一听，也就一定会立刻“哑口无言”了。不过，当然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些在中国人民大学或者马克思列宁学院毕业回来了的年轻教员也决不敢在讲课的时候离开了他的“讲稿”而独立的！
既然大家都在提倡背讲稿（在各种不同程度形式上的背讲稿），以能够讲得“正确”（实际上是要求千篇一律）为第一义，试问谁还能够“独立讲课”呢？
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许多奇怪现象。例如，拿我们山东大学的历史系来说，由于主持的人是相信“西周封建论”的，因此在过去几年，历史系里就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戒律”，即不管教授们是否真相信“西周封建论”，但在上课的时候，就必须对学生说明是“西周封建论者”，按照“西周是封建社会”的说法来讲历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不使学生的思想发生“混乱”！可是这样一来，学生们的思想，是否真的可以避免了“混乱”，我虽不得而知，对于有些不相信“西周封建论”的教授们来说，却就真的制造了“混乱”。至少是制造了他的“人格分裂”（即他必须在上课时讲一套，作为“西周封建论者”，在下课以后发表他自己的著作时，另讲一套，反对他自己上课时所说的“西周封建论”的那一套）。
我认为，这一类的妨碍大学教授们独立讲课的清规戒律，如果不能在目前的大学里彻底废除，那么马寅初先生所指出的那种教授“背讲稿”的现象就决不能避免。因为“照本宣科”虽然是“教条主义”，要受到批评，可是比起独立讲课的时候，要受到“信口开河”“自由主义”等等的批评来，毕竟还是轻的。所以现在，就我所知，就已经有一些教授们有“教条主义”，那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与其“信口开河”不如“照本宣科”的主张流行起来。如果大家都只“背书”，根据“权威”著作“背书”，虽然学生们听起来枯燥一些，甚至要像马寅初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残害了学生的独立思考机能”，但是可以在讲课内容上不出“乱子”，学校的领导人员可以比较放心一些，这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今后的大学教授们都要“独立讲课”起来，领导人员就要能真正从学术的角度上去领导去衡量教授们的优劣，不能根据他自己的老一套的“统一”标准去领导去衡量教授们的优劣，这要给目前学校的负责人员增添很多麻烦，这一点，恐怕也是肯定的。
为了真正能做到响应党中央“百家争鸣”的号召，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部的领导同志，以及目前在全国各大学负责领导工作的同志们的思想作风，有没有彻底改变一下的决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