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阶级政策在这里还没有贯彻执行 从浙江省淳安县十五个乡的调查中所看到的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农村调查

党的阶级政策在这里还没有贯彻执行
从浙江省淳安县十五个乡的调查中所看到的
毛洪元
编者按：浙江省建德地委组织的检查组在淳安县所作的调查很值得注意。在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许多地区的领导方面对于贫农中农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大注意了。实际上，即使实现了高级合作化，贫农中农关系的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需要密切注意的。像这个调查材料中叙述的排挤和压抑贫农的情况，在别的地方也有；不照顾中农利益的情况，在一些地方也存在着。对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放松警惕、社内出现新的剥削形式等问题，都值得注意。情况像淳安县这样严重的可能是极少数；但是，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继续注意阶级情况的变化，在一定时期作一次阶级情况的调查，对于每个地区都是必要的。
中共浙江省建德地委为了作好秋收后发展高级合作社的准备工作，组织了十五个检查组（共一百三十八人），深入淳安县港井、桥西、新安三个工作较好的乡，妥桥、茶园等五个工作中等的乡，里商、鸠坑等七个工作比较不好的乡，检查了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在这些乡发现：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在大部分合作社没有贯彻执行。在不少农业社里，贫农抬不起头或不敢抬头，富裕农民占领导优势，掌握合作社的实权；少数合作社甚至被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别的坏分子操纵。因此，出现了中贫农闹不团结，中农排挤贫农，富裕农民在社内进行剥削，坏分子造谣破坏等混乱现象。
在四百八十七个社的三千一百一十八个社长、管理委员当中，现贫农同新下中农占46％；老下中农新上中农占25％；老上中农占20％；原地主、富农分子及反革命分子占9％。有些村中农怕贫农揩油，就组织了中农社；贫农也不服气，就组织了贫农社，互相对立。水南、茶园等四个村，每村都有“一对”合作社，即一个中农社、一个贫农社。其中锦溪乡水南村有一个社，因中贫农互相排斥的结果，分成三个小社，群众称之为“中农社”、“赤贫社”、“资本主义社”。目前，这个“资本主义社”因为社员只顾自己做生意不管社内生产，已经垮台。
在不少农业社里，贫农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富裕农民及坏分子的严重打击。如妥桥乡第一村南坦社，吸收社员的时候提出“三不要”：①劳力弱的不要，②经济困难的不要，③缺粮户不要。闲萃乡八村地主富农全部参加了农业社，中贫农倒有一百二十七户未能入社。其中贫农朱士贵三次要求参加，都遭到拒绝。社干部说：“困难户没有口粮，社里不敢接受。”合作化基础好的新安乡，也有七个社采取各种各样方式打击贫农。例如：城中社主任是贫农，当不了家；管理委员邵祖良（中农）把社里的钱借给老中农；七十多岁的贫农葛子相生活困难，向社借支三元钱，跑了三次都没有支到。富裕中农邵结有当面骂贫农：“你们这些垃圾，不应该推到社里来。总有一天把你们扫出去。”当过伪保长的中农邵云堂公开打击社主任，说：“主任叫叫开会，吹吹哨子，有鸟用！”又如：里商乡九村大叶畈被排斥在外面单干的十三户，四户是生产有困难的雇贫农，九户是无劳力的鳏寡孤独户，内有转业军人叶林宜（中共党员）四次要求参加社，没有得到批准。也有一些坏分子及富裕农民操纵的社，打击贫农社。如新安乡十村永光社（中农社）打击同村红光社（二十二户社员，有二十一户贫农），说：“不怕你们生产积极，将来要二只脚饿得笔直。
在经济关系问题的处理上，有很大一部分社富裕农民占便宜，贫农吃亏。初级社土地固定报酬及经济作物入社评产，同样的土地，对中农的评的比贫农的高。如港口乡燕窝社，茶叶定产中农比贫农平均高10％。中农莫石奎的一块山只能采茶叶350斤，评产评成470斤；贫农洪小四一块茶山能采茶叶280斤，评产只评了220斤。莫川、里商等出产茶叶的乡都有这种情况。耕牛农具折价，贫农掌握领导的社一般比较合理，主要偏向是中农抬高价格。港口乡各社生产费股份基金，贫农全部交清，中农多数还没有交。中农折价入社的耕牛农具抵交公有化股份金后，多余的本可分期还给，但是中农却要把贫农基金贷款全拿来还账。结果，贫农贷来的生产费股份基金大部分都给了中农。又如新安乡新光社，副主任（中农）入社的耕牛，正常价格一百二十元，他硬要折价一百三十元，并要社里一年还清价款；社员不同意，被他批评为“自私自利”。
据在十五个乡了解，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都被不加分别一律吸收入社，吸收以前没经过群众讨论，吸收了以后又没有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茶园乡九村建设社，被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陆文奎掌握。陆是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罪该枪决；由于自首坦白，交出了十一支枪，改判管制。他入社后收买民兵队长及社长，把他当作正式社员看。据里商乡十村的调查，这个村的地主分子姚洪清、富农分子商其田，同一些老中农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商其田还被弄成了“乡劳动模范”，实际上入社五个月只在社里做过五十工，在群众中影响很坏。妥桥乡富农郑富堂，社里叫他到溪边割老麦，他偏偏跑到山上去割嫩麦。港口乡六村一个反动地主、做过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的人入社后取得了“正式社员”资格，在社内极力进行破坏。
少数乡合作社雇工剥削的现象也很严重。莫川乡新建社中农社员都雇短工。中农社员刘祖寿雇了一个长工、一个短工，进行剥削。里商乡有些社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剥削方式是社员出钱雇社外便宜的短工（一般雇一次只做六、七天），社里把劳动工分记到雇主名下。
区乡干部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不具体，作风一般化，满足于会议领导，缺乏细致具体的领导。有的干部对合作社里存在的问题发现不了；有的问题发现后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就“绕开合作社走”。据合洋等九个乡三百六十个社统计，有区乡干部专人负责的社有一百三十个，占36％；区乡干部走马看花去而不解决问题的有158个社，占44％；没有干部去过的社七十二个，占20％。由于领导不深入，大批办社干部到现在还不懂得办社。据茶园等十一个乡一百二十八个区乡干部的统计，真正懂得办社的只有三十五个，半懂不懂的五十三个，现在还不懂办社的四十个。在金峰乡，梁区长到第一社说：我没有工夫，要到第二社去解决问题；到了第二社，又说：没有工夫，要到第三社去解决问题。实际上是：合作社里的问题很多，他偏偏“绕开社走”，不去解决。
地委组织的检查组发现了这些问题以后，才引起了县委的重视。现在，这个县正在整社工作中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