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求“平均”，而要求合理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不要求“平均”，而要求合理编辑同志：
七月里，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会上代表们对职工生活问题提了许多意见。主要问题是工程局领导干部对自己的生活照顾得太多，而对一般职工的生活福利关心得太少了。大家要求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拿住房来说，人多房子少是客观存在的困难。正因为房子困难，就更需要把现有的房子作合理的分配。可是工程局把房子是怎样分配的呢？请看：处长以上的干部住精致舒适的“高干宿舍”，每户有三个卧室、一个会客室和储藏室、卫生间、厨房各一间，一共七间，六十八平方公尺；科长以下的住一般宿舍，科长每户住两间，二十六平方公尺，一般职工每户住一间，十三平方公尺。按照这一规定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有的处长以上的干部只有夫妻两口住了七间房（实际能作卧室的有四间），而职工哪怕家有十口，也挤在一个房间里。而一家能够分到一间房子还算幸运，因为有些职工连一间也分配不到，只好住在席棚里。对这样过份悬殊的分配办法，一般职工有意见，而有的领导干部显然没有重视群众的意见，还强调说这样做是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真是“照顾”高级知识分子吗？也不完全是这样。局里一等工程师陈昌言是个非党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是处长级干部，但他家三代八口人至今仍然挤住在一般干部宿舍的两个房间里；而党员副总工程师朱世源一家只夫妇两人，却在“高干宿舍”里住了一套房子（七间），这能算贯彻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吗？
不但住房问题上领导干部和一般职工相比过份悬殊，在使用家具上也对领导干部作了过多的照顾。以一户局长的家庭来说，公家就为他购置了沙发四件、皮椅八个、靠椅二个、餐桌连凳子一套、镶玻璃的藤圆桌和藤椅一套、写字台三张，还有衣柜、书柜、茶柜、床头柜、衣架和架子棕床等大批家具。而租用民房的职工想向局里借一张凳子、一付铺板也办不到。
既然处长以上的干部所住的“高干宿舍”房子好，设备齐全，那就应该按等级向公家缴房租。可是，他们每户七间每月才出房租五元一角六分。就拿能作卧室的四间来计算，他们平均每间才出一元二角九分，而一般职工所住的一间房子每月得出一元三角七分，比他们出的房租还高。（租用民房住的职工，所出的租费就更高了。）同时，“解放新村”（一般干部的宿舍）的许多房子上漏下湿，没有厨房，并且是平均五、六百人共用一个厕所，人们每天早晨起来要等一刻钟左右才轮到上厕所的机会。这些问题都是工程局所能解决的，但始终拖着没有解决。更严重的是有些工人住的工棚连个窗户也没有，里面潮湿阴暗、臭气熏人，工人们要求局里开个窗户，也一直不给开。
对职工生活困难的补助，同样存在着十分不合理的现象。如果是一般职工生活有困难请求补助，那就要经过小组讨论，基层工会研究，上级工会批准，手续繁杂不说，往往还不能得到补助。但是领导干部怎样呢？工程局政治部今年上半年有笔干部补助费，他们规定凡是科长以上的干部不管生活是否困难一律可受补助，结果，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戴树芬头天收下一百元补助费，第二天他爱人就上街去买了时装和高跟皮鞋。在发奖金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去年年终评奖，一般职工都参加评比，按各人工作成绩分甲、乙、丙三等发奖；但处长以上的干部不论工作好坏，每人一律领到奖金六十元。难道处长以上的干部工作都做得尽善尽美了吗？政治部宣传部长郑杰时常在办公室里睡大觉，工作做得不好，大家对他意见很多，但他也按规定得到了六十元“奖金”。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奖金，这样的奖励能起什么作用呢？
武汉夏季酷热，各工地办公室和若干高温车间都未安装电扇，人们只能在炎热的天气里，汗流浃背地紧张工作；而处长以上的干部呢，不但办公室里有电扇，连他们的宿舍里也由公家设置了电扇，每户一把。许多工地都还没有搭起芦席凉棚，而在“高干宿舍”区里，早就花一千七百多元修盖了两座红柱绿檐的凉亭。
虽然代表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对这些问题提了许多意见，但大会主席团仿佛并没有认真考虑，只是在最后的总结中一般地说了说领导上对群众生活关心不够。难道上面说的这些事实，仅仅是对群众生活关心不够吗？对领导干部的生活关心得那么周到，对群众的生活关心得这么不够，这又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不检查检查呢？目前，大桥工程局在铁道部整个部署下，已开始准备花些钱来解决职工生活福利问题。至于如何改变领导干部生活待遇太特殊的状况，则至今不见什么动静。这主要是有的领导同志还认为他们应该享受很多不合理的待遇，所以在会上避而不谈，会后也不着手改变。难道生活没有困难而领补助费是合理的吗？难道工地上都不给搭凉棚，工地办公室都不安电扇，却给自己宿舍搭凉棚、装电扇是合理的吗？难道房子住的最好而房租出的最低是合理的吗？同志们不是要求“平均”，而是要求合理，要求在解决职工生活困难问题的同时，消除这些不合理的现象。
文道吉 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