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新的经济制度下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生活在新的经济制度下
克林
在河北省定县韩家洼乡，不少农家的门上都贴着这样对联：“合作生产人人带劲；粮食产量年年增加。”横额是“社就是家”，或是“幸福远景”。这并不是像一般对联那样的空洞的吉庆话，而是现在人民生产和生活状况的真实描述。
韩家洼乡农业社是去年秋季建成的一千一百三十五户的高级社，全乡除下几户住得离村庄较远的人以外，全都入了社。这里土地不多，每人平均只有二亩二分多地。但是因为水地较多，土质也好，在定县还是比较富的村庄。这个社的情况，可以代表定县为数很少的先进社。
拿这里人民生活的主要食粮玉米、甘薯、小麦来说，产量的确是年年增加。高级合作化以后，产量提高得更快。玉米去年每亩平均产量二百四十斤，今年可以达到三百五十斤。甘薯去年每亩平均产量三千斤，今年可达到四千五百斤。部分高额丰产地使老农也感到惊讶。有一百二十多亩白马牙玉米每亩产量可以达到千斤以上；有八十多亩甘薯，每亩产量可达万斤以上（当我离开的时候，泛滥的河水已经淹没了社里四百多亩地。即将到手的秋粮，可能要减产了）。小麦虽然在收获时期遇雨，受到严重损失，一般每亩仍比去年丰收的小麦增产二十斤左右。
当我具体地了解这些数字是怎样得来的时候，我深切地体会到，每一项数字里，包含着多少辛勤的劳动和斗争！
就拿技术改革工作来说吧。办初级社的时候也进行过耕作技术的改革，但是，那时候的条件和高级合作化以后这样规模巨大、行动统一的优越条件是不能相比的。韩家洼高级社建成后，社里就成立了包括有一百四十多人的技术组织系统。生产队都设有技术小组，每个季节的各种技术措施，经过这个强大有力的技术组织系统，很快就在几千亩的大面积上变成群众的行动。单说这一件事吧。社里技术委员会决定实行玉米人工授粉，经过技术传授，授粉活动立即在千百亩玉米田里展开。授粉器不够用了，妇女们就发挥创造性，把旧报纸糊上几层，做了一批授粉器。在这样统一计划和有组织的行动下，三千多亩玉米普遍实行了人工授粉，部分还授了三次。据可靠的试验统计，仅授粉一项，就可以增产玉米六万斤以上。
当然，耕作技术的改革也并不都是那样顺利的。
韩家洼乡每年都要种几千亩甘薯，春季要大量育苗。因为甘薯黑斑病和其他病害的影响，年年总要发生轻重不同的烂床现象。有的只拔一茬秧就全烂了。为了防止这种病害，技术委员会决定今年全部甘薯种都要温汤浸过，当时很多农民不能接受，有几个老农抵抗的最厉害。浸种的时候，这些思想不通的老农嚷着“坏啦！等着吃熟甘薯吧！”他们晚上悄悄跑到育苗床边去偷看，是不是真的煮熟了。没过几天，嫩芽一丛一丛地钻出来了，秧子长得“肥头大耳”的，拔了一茬又一茬，很少烂坏的。这时候，耽心的人“心才算跌到肚里了”。韩家洼的甘薯秧出了名，安国等县也老远来买，甘薯秧子除自种以外前后共卖了二万多元，都分给了社员，一家差不多分到二十多元。社员们兴奋地说：“想不到一件小技术，顶了这样大的事！”
社员们再没有像今年这样对技术改革感到兴趣了。确实是这样，有时看去很简单的一项技术措施，就能使庄稼多生长出几千几万斤粮食来。高级合作化以后的韩家洼农民，在这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各种作物从种下去到收回来，几乎每个过程都进行了技术改革。
在高级合作化以后的生产高潮里，社员们印象最深的是冬季开展的热火朝天的积肥送肥运动。人们谈起当时的热闹情景说：可惜那时你没来看看。成千成百的男女劳力，在“污泥翻身，旧炕换新”的积肥运动里，把成千上万车肥料运送到田野里去。入夜，灯笼火把排成一条灿烂的长虹，社员们这样形容当时的景象：“远远看去，就像个大火车站。”牲口不够就用人来拉车。为了按时完成积肥送肥计划，社员们经历过好几个不眠之夜。现在来看，有些行动是不够恰当的，大量突击造下的肥料，有些质量是很差的，劳力畜力也有若干浪费。但是，尽管有这些缺点，人们谈起那些沸腾的日子，仍然充满着兴趣。
肥料是庄稼的“食粮”；按社员们的说法：有些地今年可“吃饱”了！小麦这里过去很少追肥，今年五千多亩小麦普遍进行了追肥，去年平均每亩约七车肥，今年平均达到十三车。玉米过去每亩平均用肥五车，今年平均施肥十四车，增加了一倍多。社里用各种办法奖励养猪，圈肥增加的更多，全社家家有圈，圈圈有猪。现在每户已经平均有一头半猪，到年底就可以增加到每户两头猪了。一个社干部说：“说句笑话，我们增产的粮食有很大一部分是猪拉（拉屎）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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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村的时候，秋庄稼大部分还长在地里，只有早玉米收摘完毕。因此，只能了解夏收分配和正在进行的玉米分配的部分情况。这虽然还不是全年最后的总结，但大体也可以看出合作社的生产和社员生活的一般情况。
这个社夏季小麦比去年增产三十多万斤。夏收分配中各项扣除共占总收入的33.9％，其余全部分给社员，全社96％的社员分的小麦都比去年收入多。以下是能代表全社几种不同农户的小麦和玉米的分配数字：姓名　成份　人口　劳动力 小麦　玉米余生华　贫　农　6　二个半去年　今年　去年　今年王老皆　贫　农　4　不足一个 407　782　557　1083 王老翠　新中农　4　二　个440　328　640　420王老双　新上中农　15　二个半 273　477　355　569王老米　老中农　6　二　个872　1011　1638　1478王老名　老上中农　10　二个半 515　770　675　1055
840　880
备注：①王老名是去年秋季入社的新社员，其余都是老社员。
②粮食计算单位是斤。
从以上的简单数字，结合家庭访问和社干部的谈话，我了解到以下几方面的情况和问题：
这个社高级合作化后的第一年，生产水平提高得很快，绝大多数社员夏季分配都增加了收入。特别是劳力多的户，收入增加得更为显著。如上表中的贫农余生华，小麦玉米都比去年增加近一倍。我到她家去的时候，她向我叙述了她过去的苦难经历和土地改革后逐年上升的情况。这个中年农妇，现在是第八生产队的队长。她越说越兴奋，拉起我的手笑着说：“高级社对我们这样户真是一百个好！要说家底，咱还不行；要说粮食，就够富裕了。”这个社里像余生华这样收入显著增加的户很不少，有的甚至增加两三倍。第四耕作站有个安老岗，全家九口人，有七个男女劳动力，今年净分小麦二千五百多斤、玉米三千斤以上。小麦分配以后，他花一百六十多元买了个崭新的“解放”牌自行车。秋收完毕，他将会分到更多的粮食。人们都说这家现在是“全社头一户”。一个社员向我介绍了他的情况后，又感慨又兴奋地说：“现在世界正好反了个过！过去是谁地多谁是头户，现在是谁劳动力多谁就是头户！”
这里也有情绪不高的人，他们是新入社的富裕中农。合作社的生产水平虽然提高了很多，同上中农单干时候的水平已经相差不多了，他们却总觉得入社以后生产生活都不如过去，不自由，不痛快。据社干部说，过去的初级社，老中农入社第一年，一般赶不上他自己单干的收入。如老中农王老米，1953年第一年入社，光小麦就比单干时少收入二百多斤。而全村生产最好的老上中农王老名，加入高级社的第一年，社的生产差不多就赶上了他。今年他净分小麦八百八十斤；去年他单干时收获小麦一千六百六十多斤，扣除公粮和生产费用等，净余八百四十多斤。今年分的和他去年单干时候的收入差不多。一个社员这样说：老名要不是“闹情绪”，分的粮食还会更多些，他家的劳动可强哩！
我很想了解王老名有些什么“情绪”。在一个阴雨的黄昏，我到他家去。一番客套话之后，老名的“情绪”慢慢显露了出来。
“你是自己愿意加入高级社的吗？”
“自愿！我们这儿就没有强迫的，都是自愿。”
“入社很好吧？”
“好！很好！毛主席指的道路还有个不好！多省心！指到哪里咱就干到哪里，不用自己张罗……”
语气中含着嘲讽。接着，老名谈起他是怎样“自愿”入社的：“干部们开会说，入社不入社听随自便；可是明年就来了拖拉机，大机器可不能转弯抹角绕道走，谁的地挡着机耕都得换。……要叫人家机耕的时候给撩到一边去，种那歹地，还不如入进去；早晚总得入……。”就这样，这老汉才把心一横，把大骡子一卖，换了条老驴，入了社。人们说他入社后经常锁着眉头，下地不大带劲，光去“自留地”里侍弄菜。
据了解，像老名这样的户，约占这村总农户将近十分之一的样子。他们都有类似老名的情绪。这些户差不多都是人强、马壮、农具齐、土地肥的所谓“四强”户，他们在高潮里入了社，社的生产一时还超不过他们，他们对自己过去的日子，十分留恋。“不过，这些人都是好劳动，只要社的生产不断提高，他们在社里分的也少不了，不要一二年就过惯了。”一个社干部很有自信地这样说。
这里还有另一种增加收入不多甚至减少了收入的人，他们是劳力少、劳力弱的户。如贫农王老皆，一家四口，就他自己能劳动。这个被旧社会沉重的劳动折磨成了“罗锅腰”的老农，实际上顶不了一个全劳动力。在办初级社的时候，他依靠自己劳动和十二亩地的分红，生活还可以。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以后，全家生活的重担，都放在他一个人的劳动收入上，他的收入减少了。像这样的户，从土地改革到办初级社，他们的生活是一直上升的。转入高级社以后，他们的生活却不能有所改善。我曾经问老皆：“高级社对你这样户不大好吧？”他连忙说：“同志！可不能这样说。办法是好办法，就怨咱自己劳动不行。……”这个老农和其他受尽旧社会折磨的贫农一样，他跟随党翻了身，对党的领导有无限的信赖；在生产关系的新变化中，他遇到了新的困难，但并无怨言。他的谈话使人感动，他的生活状况又使人深感不安。
我曾经和社干部研究这类户的问题。他们说：像王老皆这样户社里约有10％左右，有些户的收入虽然并不低于过去，日子也不大好过。就是一个壮劳力，拖上一大群孩子，生活也是够紧的。反正制度再好，没劳力总是不行。
这的确是个现实的问题。这些户“五保”保不着他们，救济也还谈不到，在取消土地分红、劳动成为唯一生活来源的今天，怎样使他们的生活也能得到一些改善，是值得注意的。
从全村看，农民生活的上升是普遍的。“一年比一年强，今年更强”，这差不多是社员们一致的说法。一个老社员说：“生活改善不改善，先看穿衣和吃饭。”这村年轻的姑娘媳妇们，差不多都穿着花色鲜艳的布衬衣；我还看见有两个楞小子也和姑娘们一样穿着有花朵的衬衫。一个社干部告诉我：社员穿戴上的改变，只是近一二年的事；过去是大补钉、小补钉，现在是“夏威夷”、“和平衫”，很多女社员都有了新“制服”（指干部服，这里的妇女仍然把穿干部服作为最时新的装束）。小麦分配以后，供销社的流动小组带着花布到第八耕作站，一会儿就卖了七十二元。吃的一般也比过去强多了。麦收以后，社里换来两万斤大米，很快就被社员分光了。往年过节也不容易吃顿大米，现在吃“金银饭”（大米、小米混合做的饭）不算稀罕。
当然，从他们的整个生活看，贫困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的。居住条件还很少改善，盖大玻璃窗新房子的虽有几家，但并不普遍；许多家锅灶和炕连在一起，熏得全家乌黑；许多家庭卫生情况还很不好……。社干部说：“现在还顾不上这些哩，过几年你再来看看吧！”居住条件的改善，社里也作了远景规划。我希望再去的时候能看到人民生活更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