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建立一个 法西斯的中国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
法西斯的中国
美·史沫特莱作
史沫特莱女士是美国名作家，也是一个中国问题的权威。到中国来过几次，在八路军、新四军中都曾协助工作，且与宋庆龄同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之发起人。这篇文章是对美国人而作的，但当蒋介石和平攻势被粉碎，狂吠着推卸内战责任时，读来仍觉有力。大家可以看出“和平之门”自被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关闭而且钉死以来，从来就未开过。“若他依然掌握大权，就不会有和平与民主”，今天更加明白。
——编者
去年马歇尔将军去华后不久，一位曾在中国有年的美国军官对我说：“蒋介石专权继续下去，马歇尔决不能有所成就，蒋是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头子，若他依然掌握大权，就不会有和平与民主。”继在一月时，当中国各政党签订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协定，规定国民党军与中共部队都整编为中国国军，于是那位军官就说：“等待着看把戏吧！”
在一月政协协定墨迹未干，把戏便开场了。这个协定，在国民党右派眼中是件讨厌的东西，国民党反动派以蒋介石为首，自三月开始制造了一联串事件。根据自中国归来的美国权威人士所言，那些反动派的战略计划分三个阶段：一开始是准备阶段，肃清民主运动，如用收买造成内奸，以恐怖手段使人不敢言论，或给套上“共产党”的帽子，这样便可把中国问题以国共权利之争的形式出卖给美国；在次一阶段中，用美国租借物资与借款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消灭中共部队的战争，把美国拉进去支持国民党，同时想使苏联出来参与支持共产党，从而把这种形势导入第三阶段——美苏战争，把全中国作为战场。
据可靠消息，蒋介石在五月的国民党会议中曾说：“我们再有三个月准备，以后就去消灭共产党。”这个战略计划，开始只是在美国高级军官与金融巨头间唧咕着，接着就在十分乐意听的人们耳边喧嚷起来了，以至今天中美反动派谈到美苏战争的必然性了。命运之神和上帝都不负这个计划的责任。这是人所制造出来的。
七月——三个月准备的最后一月，蒋介石就下达内战命令。这份命令落入中共的手中，就交给马歇尔将军，后者便偕着我们的新大使飞往牯岭，那位在山上避暑的蒋氏给予一个这样的印象，不是他自己而是他部下应负这件事的责任。可是，内战毕竟依着预定计划开始了，八月十四日蒋在牯岭发表胜利日文告，那里他和他的党企图推脱一切内战的责任，而归罪于共产党，那个文告正式告诉中国人民，所宣扬的现实都是在美国导演出来的，而美国的枪炮、金钱与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乃是蒋之统治的唯一支持者。请考虑一下文告中的下列一段话：“拘束人民自由之战时法令已予取消或修改，……灾区已予救济……税收制度已予改善”（此系直译，并非中文原文——译者），而在八月十三日，蒋发表文告的前一日，有一过去曾是热心的国民党员，而今任中国劳工协会会长朱学范先生，向世界呼吁求援，反对政府对工人运动与民主运动的进攻，他电称政府官员与警察已占据了许多省的劳协办事处，拘捕了廿个会员并且占据了工人医院和重庆两个由捐款所建立的劳工福利社。五月间，中国特务封闭了中国民主同盟在西安的机关报——秦风日报，殴打职员，击毙其编辑，王任律师勇为此案辩护，也被捕处决，对外公布说他是由于吸食鸦片而枪毙的！过去的一年，许多民主人士被绑架和“失踪”，至今犹不知他们下落如何？五月间在上海北面的南通地方，有二十名职业界人士，因不听从警察当局命令而在执行小组前作证，事后即失踪。几天之后，有其中的四具尸首从江岸附近捞起来，他们都被绳捆着，眼已被挖去，肢体也都不全了，他们的名字是孙天，当地国民党日报编辑；顾新彦（译音），当地艺术专科学校职员；李天元（译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钱素芬，南通中学教员。又在五月里，封闭了广州许多书店与文化团体，同时，一群有组织的暴徒捣毁了两家自由主义的日报，加以“共产主义”的帽子，只因为那两家报纸揭露了政府对联合国救济总署物资的贪污事件：一是一大船救济米给了国民党五十四军，另一船救济的面粉到达广州少了三百包，要求说明原委时，负责救济官员说：“风很大，把那些面吹到海里去了。”
三月的国民党中央全会，擅自改变了一月协定，以致民主同盟与共产党都不能同意他们的决议。国民党计划收买民主同盟领袖去瓦解它，当预定的内战日期迫近，而那些民主人士仍然拒绝一切收买，于是国民党特务就于七月十日暗杀李公朴先生，他是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且任昆明民主同盟机关刊物主编。在李先生葬仪后四天，闻一多教授发表了辛辣而英勇的演说反对特务，他是美国支加哥大学毕业，且在美国经费办的清华大学当了十年文学教授，在他讲后数小时，他和他大儿子也被暗杀了。其他在昆明有十一位教授被监视以便处死，以致他们全家逃到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里去避难，在这些暴行之后，纽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接到电报，说有十三个杰出的中国职业界领袖被杀，并且指出凶手是用美国无声手枪，这是（国民党政府）特务才有的武器，由美国战略事务处供给的。
蒋所说的“税收制度改进”亦与事实不符，五月间有数千农民在蒋的老家浙江省里步行到杭州，向政府请愿，反对三种新的米税，其中之一是政府的“借粮”，乃是榨取农民粮食，供给国民党军队与当地行政机关，当浙江农民得不到救济而暴动时，政府便派部队去镇压起义，烧毁了他们的家屋，杀了一百五十个农民的领袖。
美国人把这种情况归罪于中国政府，但中国人民不会忘掉，在去年日本投降时，国民党独裁政权何等无力与遭受普遍的怨恨，那时如果没有美国给它以枪炮和金钱援助的话，是能以民主政府代替它的。在战争期间，我们装备了国民党部队二十个师与数千中国特务，去年又以租借物资装备了四十个师，此外还有数百轰炸机与战斗机，二百三十一艘军舰以及公开与秘密的借款，据说借给蒋记独裁政府之款达四十万万美元。我们（指美国——编者）的飞机与船舰以解除日军武装为借口，把许多国民党军运往中共地区的心脏地带的内战哨位上。现在山西尚有六千日军和数千日本间谍，其中有几个在北平，依然在中国政府领导下工作，在保障铁路畅道的借口下，美国海军陆战队仍占领着中国领土。
读了这些关于恶行，暗杀以及腐败情形的报告，美国人民会说我们的政府铸成了大错，或者说马歇尔被欺蒙了，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自从一九四四年史蒂威将军召回之后，由于我们政府中某些分子与某些财政利益，决定了把中国变成另一个西班牙，赫尔利将军辞职并未使他们的计划改变。我们可以想着我们政府铸成大错，但中国人民知道：由于我们大错的反动方向所赋与的代价。几个月来，从中国各阶层发出的抗议和呼吁，已源源地传入我国，要求美国军队和军事物资从中国撤回，要求直到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时才给予帮助。这些抗议在中国国内的中文报纸不敢发表，甚至对孙逸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话都不敢登载。
最近国务院声明，不管所有这些呼吁，美军并不从中国撤退。这种声明只能煽起中国的反美火焰。假使我们美国人轻信国民党宣传，说是反美情绪高涨是“共产党的耸人听闻”，那么我们便会犯很危险的错误，因为这是普遍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应由美国的行动负责的。六月二十六日美联社记者约翰特立克从北平来信说：“美国的声望正在走着下坡路，急需华盛顿方面以最非常的行动实行‘悬崖勒马’。”在来电中说，不仅共产党与自由主义者反对美国错误政策，而且普遍到银行家和商人中了。
在六月里，著名的中国军事战略家与军事教育家杨杰将军，在昆明对许多学生与教师演讲说，新的美国帝国主义正在企图把中国装到口袋里去。他并警惕大家，中国政府不是一个独立政府，它是听从美国的命令行事的，列举许多事实，证明他的观点。他说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支持美国对西班牙政策，虽然佛朗哥统治曾经首先承认日本在满洲与南京的傀儡政权。
由于我们政府冥顽地支持最腐败贪污的分子，这就须要美国人民加以压力了，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设身处地想一想，若有外国军队占领着美国土地，而且有一强国伪装着对我们友谊，武装起美国的赖金斯贝尔勃斯、阿尔卡伯斯、克伦斯曼之流（这几人全是法西斯分子——译者）所组成的政府，并且在财政上支持他们，那么，我们将怎么办呢？我们自己的命运正在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斗争联系着，每个爱国的中国人，每个中国的民主人士，他们对中国法西斯战斗的受挫折，也就是削弱我们国内的民主力量，假使我们要一个反动的中国吉斯林政府，我们便可继续着目前这样做；如果我们要的是一个和平民主的中国，对我国维系着亲切的兄弟之谊，这是可以获得的，那么，就须促使我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撤回对目前国民党统治的一切支持，并且让中国人民去处理这些如同我们自己在美国国内处理类似的事情那样。我们允许我们政府继续现行的政策是无异于不名誉地出卖中华民族与美利坚民族及其人民。
（威尔译自去年八月份美国某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