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典剧作“琵琶记”的争论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关于古典剧作“琵琶记”的争论
颜振奋
高则诚的“琵琶记”是历来争论最多的一部作品。近几年来在报刊的评论文章或戏剧史的著作中以及在有些省市文化部门召开的剧目审订会上，关于这部剧作也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今年六、七月间，中国戏剧家协会为了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邀请在京的文艺理论批评家、戏曲学者、古典文学研究者、历史家、演员、导演、报刊编辑以及各地来京的专家教授举行了七次“琵琶记”讨论会和一次学术讲座，展开了对这部古典剧作的热烈讨论。
中国戏剧家协会这次组织的“琵琶记”讨论会规模是较大的，参加讨论的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会上发言的有田汉、尚钺、黄芝冈、周贻白、浦江清、白云生、李长之、许之乔、徐朔方、王季思、董每戡、徐绍清、赵景深、俞平伯、杨绍萱、钟惦棐、程千帆、王瑶、李希凡、陈多、冬尼、邓绍基、丁力等四十多人。从对“琵琶记”的总的评价看来，大致可以分为基本上肯定和基本上否定的两大派。但同是肯定或同是否定的人们中间，在讨论到一些具体问题时，意见也是分歧的。
首先引起争论的焦点是作品的主题思想。肯定派与否定派对“琵琶记”的主题思想的看法是很分歧的。肯定派认为“琵琶记”总的倾向是反封建的，它暴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真实地描写了当时人民生活的苦难，对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控诉；否定派则认为高则诚的“琵琶记”是宣扬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秩序，进行教忠教孝的。
肯定派之间对作品的主题思想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琵琶记”指出了封建社会中忠与孝的矛盾，或者认为它是以“孝”反“忠”，揭示了封建制度与人民所要求的幸福美满家庭的矛盾的，作品里流露了不和当时统治阶级合作的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也有些同志认为忠孝都是封建道德，它们之间是统一的，“琵琶记”不是表现忠与孝的矛盾，而是通过忠孝的概念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描写了封建道德与人性的对立；有些同志认为“琵琶记”的主题是多样的，它除了夹杂一些封建说教以外，主要是倾诉了人民生活的苦难、揭露了剥削阶级的骄奢，暴露了科举制度的毒害，歌颂了古代妇女的善良等等。也有人认为“琵琶记”不仅表现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表现了上层生活与下层生活、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同时也表现民族矛盾，反映了元末“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历史面貌。谈到作品的主题思想时，也有人认为“琵琶记”主要是歌颂赵五娘美好善良的品德的。
否定派则认为高则诚的“琵琶记”是宣扬封建道德的，是典型的封建说教戏。作品的主题思想是“子孝共妻贤”，作者抹杀了阶级矛盾，调和了妻与妾、贫与富、高官与平民的一切身份对立，作者把戏里每个人物都写成好人，是想借此来说明当时封建制度的健康性，等等。也有人认为“琵琶记”中蔡家的悲剧根本是一件无头公案，很难确定这部作品有什么统一的中心思想。
争论较为热烈的另一焦点是“琵琶记”中的艺术典型以及与主题思想有密切关系的蔡伯喈的性格描写问题。
肯定派认为“琵琶记”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刻划都是成功的，高则诚改写以后的蔡伯喈性格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正是高则诚修改民间传说时的重大创造。否定派认为“琵琶记”中较为生动的人物形象是原来民间戏曲中所有的，高则诚改写后的人物形象则存在着许多封建说教成分，他把民间戏曲中“不忠不孝”的蔡伯喈改为“全忠全孝”的正面人物，正是有意通过这个人物来达到教忠教孝的目的。
对于蔡伯喈这个人物形象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在戏曲史上，在高则诚之前还没有人把知识分子的性格刻划得这样细致和复杂，这是高则诚艺术上伟大的成就。有人认为蔡伯喈是完整的正面人物，作者通过对这个人物内心矛盾的描写，反映了元代种族压迫下知识分子的苦闷、动摇和彷徨的心理状态，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蔡伯喈的“三不从”，不愿应试，不愿做官和再婚，在当时是大胆的反抗行为。作者改变蔡伯喈的性格，不把他写成利欲熏心的负心汉，而写成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这正是高则诚高明之处。因为他把造成悲剧的原因从对个人的谴责归结为对封建制度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把剧本的矛盾更加深刻化了。也有人认为高则诚把蔡伯喈写成与陈世美、王十朋不同的典型，正是他在艺术上的独创性的表现。
但否定派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高则诚笔下的蔡伯喈是不真实的，作者为了宣扬封建道德，为了作品结尾的大团圆，任意篡改了“宋元旧篇”中的蔡伯喈的性格，把不忠不孝的反面人物改写为全忠全孝的正面人物，企图以“三不从”去开脱蔡伯喈的罪恶，这是为封建制度辩护。也有人认为高则诚修改蔡伯喈的性格是为了替汉朝著名的文学家蔡邕翻案，并借以为当时“弃亲背妇”的旧知识分子辩护。蔡伯喈这个人物形象是“苍白无力”的，高则诚修改了这个人物的性格，使蔡家的悲剧化为“无头公案”。也有人指出蔡伯喈性格刻划上有许多破绽，如辞官时为什么不辞婚，为什么不迎养双亲，这些破绽影响了人物的真实性。
在这次讨论中，关于赵五娘这个人物，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在讨论会上，大部分同志都一致认为赵五娘这个人物是写得较好的，有人认为她是“光辉的正面人物形象”，有高贵的品质和美好的性格，在她身上存在着人民的美德。也有个别同志认为她是封建社会中的贞烈妇女，是“孝妇贤妻”的典型，是一个被封建礼教所俘虏的妇女、封建道德的牺牲者，或者认为她是不自觉地为封建制度服务的悲剧人物。赵五娘在“琵琶记”中占很主要的地位，可以看出作者是满怀着同情和热爱描写了歌颂了这个人物的。对这个人物的性格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分析、讨论，将有助于了解这部剧作的主题。这一阶段的讨论，没有在这个人物身上展开更深入的讨论研究，是它的不够的地方。
引起讨论会争论的又一个焦点是高则诚的改编问题和“琵琶记”结尾的团圆问题。
肯定派认为高则诚的改编是成功的，不但对原来的民间传说在艺术上有了加工，而且剧本的思想更加深刻了。否定派认为高则诚的改编是把人民性较强的作品改为粉饰现实的反现实主义的作品，是封建士大夫文人对于民间戏曲的篡改。
认为高则诚的改编是成功的的主要论点是：作者把民间戏曲中“马踹赵五娘、雷击蔡伯喈”的结局改为团圆的结局，不是调和了矛盾，而是把矛盾从蔡赵之间移到蔡邕与牛丞相和皇帝之间，恰恰是通过悲剧性的团圆来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的。否定派的主要意见则是：民间戏曲的结局爱憎分明，对忘恩负义的蔡伯喈作了严厉的惩罚，表现了人民朴素的愿望，因而人民性是很强烈的，而高则诚的改编则抹杀了阶级矛盾，粉饰了现实生活，团圆的结尾是作者生硬加上去的，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在基本上肯定“琵琶记”的人中，也有人认为大团圆不好，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琵琶记”中的“一门旌表”“大团圆”歌颂皇恩浩荡，表现了作家世界观的局限性，也表现作者对封建制度“打一把，揉一把”的思想。但也有人从当时的时代风气、文艺思潮、观众的爱好来研究作品中的大团圆，认为作者当时不能不这样处理。
以上简单介绍了“琵琶记”讨论中引起争论的几个焦点，虽然远没有概括讨论会上的各种看法，但从这个简单介绍中可以看出关于“琵琶记”的讨论是涉及到当前文艺理论上的许多重要问题的。
现在，“琵琶记”的第一阶段的讨论已经结束。从讨论的情况看来，是获得了一定成绩的。由于贯彻执行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会上充分发扬了民主自由讨论的精神，肯定派与否定派虽然意见针锋相对，但彼此互相尊重，虚心探讨真理。人数占少数的否定“琵琶记”的同志没有感到任何“压力”，都能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这次讨论会也证明，只有各种不同意见互相争论，才能使问题研究得更加深入。
“琵琶记”第一阶段的讨论，争论比较多的，还是有关肯定或否定“琵琶记”这部作品本身的问题，至于讨论中涉及到的当前文艺理论上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以及有些同志提出的有关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等问题，都有待于再作进一步的研究。由于在古典作品中类似“琵琶记”这样复杂的作品很多，“琵琶记”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对研究其他古典剧作也有普遍的意义，因此讨论有必要再进一步展开。第一阶段的讨论中，由于涉及到高则诚在作品中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的意义和他在开场中所宣称的创作意图的矛盾，已经接触了古典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作家的主观与作品的客观的关系问题；由于分析了蔡伯喈、赵五娘等较为复杂的艺术形象，已经接触到典型问题的许多重要方面；由于评价了高则诚改编“琵琶记”的功过，也接触到对民间文学和文人作品之间的关系和看法的问题；由于研究了“琵琶记”的结尾大团圆，也涉及到悲剧与喜剧的特征，作品与文艺思潮的关系问题。此外也涉及到如何理解古典作品中的封建性与人民性，如何以历史观点去分析古典作品，如何对待古典文学遗产等问题，同时还涉及到当前文艺批评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展开讨论。
在第一阶段的讨论中，剧作家的发言较少，因此在学术讨论的同时，没有更多从剧本创作的角度去分析研究这部古典作品，没有更多地分析这部作品在题材提炼、人物创造、戏剧冲突的构成、唱词与对白等写作技巧上的特点，而这些却是我们今天剧本创作上所需要的。这些问题也有待于下一阶段的研究。
我们相信，进一步讨论我国古典剧作“琵琶记”，对于我们今天剧目研究工作、文艺理论工作以及当前的剧本创作工作都会起一定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