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民族联合农业社的几点经验 李铣同志的发言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创办民族联合农业社的几点经验
李铣同志的发言
我们云南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状态，只是在解放以后，党的民族政策照亮了祖国西南边疆，我们少数民族才从长期贫困中解放了出来。现在我仅就一个农业合作社，谈一下在民族杂居地区怎样实现合作化并走向共同富裕的。
文山县石洞乡红旗高级农业合作社，是由土、苗、倮、仆、汉五种民族的四百零三户农民联合组成的。一九五三年土地改革结束，各族农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了互助组，一九五四年由几个较好的互助组合办了一个二十八户的土苗两族的联合社，一九五五年扩大为包括一百六十户的大社，今春又在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下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三年多的实践证明，各民族联合办社，比单一民族办社要作更多的准备，要更好地执行自愿互利原则。
究竟是单一民族办社好，还是各民族联合办社好？从工作便利来说，当然是单一民族办社好，但是在石洞乡，各少数民族家屋相连，历史上就有经济联系，机械地分开不好；有的刚从山上搬下来（如苗族），底子很薄，也必须互相帮助，才能发挥各民族在农业生产上的潜在力。这种情况，就使各民族联合办社成为势所必然。
克服互不信任的传统偏见
各民族联合办社，必须解决若干特殊问题。首先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互不信任和传统偏见。大家怕办起社来合不拢，比较先进的土族怕落后民族占便宜，而处于更为少数地位的民族则又怕入社受气等等。各民族风俗习惯不同，也是办社当中很突出的问题，处理不好，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也会弄成僵局。苗族要留种麻地，治丧要杀牲畜，在主要生产资料入社时，必须根据自愿原则，处理得合情合理。土族每年要有三次祭龙山、龙树，不准别人毁坏龙山、龙树；插秧前要择日子，开秧门；而其他民族，对这些又不大讲究。在田间耕作时，土、倮、汉等民族，夫妇可以分开做活，而苗族则一定要夫妇在一起，否则就不干，甚至要退社。像这样的事例很多。这都必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反复进行关于联合办社的好处和多数照顾少数的思想教育；强调互相尊重风俗习惯，以利团结生产；即使有些妨害生产的风俗习惯，也要在本民族思想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改变，别的民族不能强迫和干涉。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侬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不同的生产条件，形成了各民族生产技术上的各有长短。土族善于种水田，仆族善于栽“三七”（药材），苗族善于搞畜牧业和种山坡地，汉族善于搞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土、倮、仆等族所使用的农具和汉族差不多，而苗族只能使用很简陋的工具。因此，必须尽量照顾各民族的特点和特长来组织生产，同时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以便在统一计划下各尽所能，发展多种经营，对大家有利。
正确解决分配问题
由于生产条件差异，技术水平悬殊，同一工种、同一劳动强度，所得工分往往相差很大，土族埋怨：“苗族依赖我们”，苗族又埋怨：“同样两只手，土族分得多，我们白苦。”因之，必须正确地解决分配问题，使所有民族人民都能增加收入。我们采取的主要办法，是从国家的贷款、救济金及农业税减免中，给予困难较多的民族以更多的帮助；其次在执行包工包产定额管理的时候，适当规定平均先进定额的标准，对于水平较低的苗族给以百分之五的机动；预分试算中，发现有的民族分得太少时，就主动安排一些副业以增加他们的收入；在分配结算时，还可以从公益金或分配尾数中适当照顾收入少的民族。这些办法，在商得社员同意后，也可以采用。
加强党的统一领导
解决以上矛盾的主要关键，在于各民族干部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努力。没有这一条，合作社就办不起来，办起来也不容易巩固。石洞乡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各民族都有或多或少的党员，而且都有一批骨干参加了社的领导工作。支部随时掌握情况，不断进行思想教育。除支部会议和合作社一般会议外，还特别建立了民族座谈会的制度，通过各民族的干部沟通思想，消除误会和隔阂，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加强团结，安心生产。
由于这样，这个社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巩固的，年年增加了生产和增加了收入，逐步改善了生活。过去苗族由于生活困难和其他原因，常常要搬家，但参加合作社的苗族，没有一户搬家或退社的。以苗族社员侯成叶为例，一家八口，一九五二年只有一格房子，全家没有被子；现在已有八格房子，制了棉被，添了衣服；去年每人平均收入达九十三点七元，今年收入将比去年增加一倍左右。他曾这样说：“现在谁要我搬家，也搬不动了。”
以上事例，显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也指出了我们少数民族的前进方向。这是党的领导的结果，是先进民族对我们无私援助的结果。许多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他们的工作是艰苦的，是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我们之间的团结基本上是好的，但也有少数汉族干部，确实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思想，我们少数民族干部也还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今后，必须根据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各项报告的精神，共同学习，共同提高，使我们边疆各民族更加团结，祖国的边防更加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