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为什么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
郑君里
有人认为“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古老的“琵琶记”的翻版——张忠良是现代衣冠的蔡伯喈，素芬是赵五娘，丽珍、文艳是牛氏，骂子的老母是张广才的化身。从情节上看，可能造成这种印象，但我确实记得，在楚生写作剧本时，我们从未想起“琵琶记”。我们的注意力毋宁是被当时相当普遍的一些社会悲剧所吸引——有些人丢下了妻子在上海（被称作“沦陷夫人”），到内地“参加抗战”又重婚（“抗战夫人”），胜利后“衣锦荣归”，又“接收”了新宠（“接收夫人”——剧中何文艳原称“接收夫人”，国民党检查机关认为太刺激，强改为“秘密夫人”）。这个“情节”包含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戏剧性。我们曾经依照它来规划出剧情的轮廓。我们并不满足于这个情节的本身，而是想揭发埋藏在它底下的社会矛盾。
在许多不同的意见中间，我个人是比较同意以下的一个看法：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以张忠良为引线，或者说是以张忠良一家的分聚离合为媒介，来表达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的对立；来反映这一次战争中所发生的最坏的现象：享乐的永久在享乐；吃苦的永久在吃苦。战争的果实被窃取了，人民依旧在水深火热中。这样，‘一江春水向东流’绝不能看成是俗套的负情故事，……它正包含着今日生活苦痛的根源，承荷着时代的冤屈和悲苦。这里对比的，不是张忠良和素芬；而是王丽珍的一群与素芬、老母亲的一群。在这里，我见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现实意义，它是这片子的主题。”（见“时代日报”念英作“评一江春水向东流”）
批评家们对于影片以素芬自杀——好人被害、恶人胜利为结局，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一部分人认为影片的处理是对的，因为“现社会的矛盾不能在现社会内解决，问题不在于个别的罪魁祸首，而在于产生罪恶的社会基础。杀了一个屠夫，就算解决了善恶的斗争吗？你看，还有万千屠夫！就算庞浩公王丽珍们失败了，但他们，整个荒淫无耻的阶级却依旧存在，依旧在饮酒和欣笑。就算素芬得救，但她，他们被逼害的阶级仍旧在受苦和遭难……目前强大、占上风的，我们已看到它正在衰亡、下降；目前弱小、被损害的，我们看到它正在生长、上升。”（见“时代日报”周修睦“论两部影片的结局”）也有人认为“素芬的自杀可以促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了黑暗势力的狰狞，使我们更懂得憎恨和复仇！”（见南昌“中国新报”上“一江春水向东流座谈会结论”）这些意见多少接近我们当时的想法。
但影片的结局毕竟太惨了，它激发起仇恨，也可能引起丧沮消沉。我们虽然通过素芬的口，提示过抗儿应该走张忠民的道路，但几句单薄的话究竟抵不过血淋淋的惨剧。观众在情绪上感到不满足，当时有一位外国观众Y．S．格力葛曾写信给我们：
“容我冒昧陈述一点意见，你们忽略一个要点：就是一部电影不仅要揭发真理，同时还得尽量明白地指出一条打破困难的路。这张片子不能以素芬自杀为结局，而应该写她去乡间跟叔叔一起过活，去做有利的工作。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免一些过多而没有艺术价值的哭泣，另一方面又可以给千百万与素芬相似的中国妇女们一股勇气。”
这位热心的外国观众的意见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很值得我们重视。特别在全国解放之后，千千万万与素芬同道的人们都挣脱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命运，勇敢地站了起来，我们更加感到原来的处理（在当时当地虽曾发生一定的作用），不能满足当前广大观众的愿望。我们一度打算过改摄结局——写素芬带着抗儿和老母坐船回乡（游击区），在怒涛滚滚的大江中扬帆东去……，后来考虑到在全剧中，类似的缺点不止一处，只加局部的缝补修改反而容易弄到不伦不类。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创作仍以保存其本来面目为宜，终于放弃了这个想法。
作为作者之一；当我听到旧作有再版发行的机会，是高兴的，一待看到影片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点（虽然明知现在不必为这些历史问题背包袱）也不太轻松。姑且把自己前前后后的一些看法和盘托出（本片主要作者蔡楚生同志目前出国未回，以上所写的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敬候同志们的指正。
（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