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记忆的四十五年前的鲁迅先生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我所记忆的四十五年前的鲁迅先生
林冰骨
鲁迅先生逝世已快二十年了。最近翻阅影印的鲁迅日记，从1912年5月开始，先生记了一些当时在北京教育部供职的情形。在旁人看来，恐怕觉得过于简略，不能了解。但这却触发了老朽的我几件四十五年前往事的回忆，即是在1912至1913年同鲁迅先生在北京教育部共事那一段时间的。
辛亥革命刚一爆发，我辞去成都几个学校的教席，立赴南京会合老同盟会同志参预革命和建立民国。1912年我任临时大总统府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不久南北和议告成，唐绍仪由北京来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他为联络南方各界，加入了国民党，并且亲切劝说同人，说从此南北一家，大家应同往北京政府宣劳。同志蔡孑民允长教育部，特约我仍回到教育界本行同往襄助。那时南京教育部职员也有一部分人被邀北上，鲁迅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我是随同蔡先生乘唐绍仪特备的专车北上的，看鲁迅先生的日记，他到北京较我们晚一点。
这时鲁迅先生用的是周树人的本名。初到北京教育部，他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我任审查处审查员，许寿裳任普通教育司第一科科员。不久鲁迅和我同被任命为本部佥事，鲁迅先生并兼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事。当时清政府的学部旧人留用的很多，他们的封建观念和保守意识都很强烈，目我们南方来的为革命新党，应对往来之间总有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神气。我同鲁迅先生他们同自南方来，又都是以前留日学科学的——不过这时鲁迅先生的自学兴趣，已渐转向文学艺术方面了——自然主要还是因为同是蔡先生约来的同志，所以较为亲切。当时任次长的范源廉，依附北方派系，颇有学阀作风，他为与蔡先生对抗争权，组织了尚志学会，便是暗中树立学部旧统系旗帜之意。果然不久范便借袁世凯的支持，代蔡先生为总长。鲁迅在1912年9月6日记道：“上午赴本部职员会，仅有范总长演说，其词甚怪。”这不满之情在寥寥十数字中也看得出来的。
1913年3月20日农林部总长宋教仁同志被袁贼买人在上海东站暗杀，我因之愤而弃职回川。从此两地暌违，即未再遇见过鲁迅先生。在宋案发生后，鲁迅先生也是愤慨和不安的。儿子如稷从前对我谈过，鲁迅在以后同陈源（西滢）笔战时，陈曾想诬枉鲁迅先生对于北方官僚的妥协敷衍，说鲁迅先生在袁贼倒行时代，始终安居教育部。就我记忆所及，知道那时鲁迅先生是表示过愤慨反对的。从此，更可见出鲁迅先生的高尚品格。
袁贼以北方官僚枭雄，因缘时会窃柄国政之后，其志只在镇压革命党人，便于他的盗国称帝。他对于教育事业自然是漠不关心的，但为了装腔作态，他在1912年12月却在总统府召集教育部同人讲话。袁贼那天的说辞虽然空洞冗长，但除去反复说他以前在北洋大臣任内，曾编辑教科书数种来自我夸耀外，对于民国的新教育的方针和宗旨，便毫无认识。在座的我同鲁迅先生他们，也只好相视一笑。这无怪当时本部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竟有主张删却美感教育的谬说。鲁迅在日记中叹息地记着：“此种豚犬，可怜！可怜！”那时蔡先生正主张以美育教育培养公民道德的教育方针，鲁迅先生是极力赞助的，并代蔡先生拟草这方面的文件，日记中更常记着购买古代石刻和艺术书籍的事。我所藏的1913年2月初出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上，便有以周树人署名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又同刊以后的几册上，还有鲁迅先生翻译日本人所作关于美术的文字。这也可见先生对于艺术爱好之专笃，几十年如一日。晚年他的首先提倡木刻，介绍西洋版画等，对中国艺术发展的贡献真是其功不可没。
我忝长于鲁迅先生三岁。但先生以五十六岁之年遽归道山，却早为中国新文学奠定了基础，而二十年来，尤其是在先生毕生期冀的人民革命胜利之后，先生的数十册伟大遗著正发出万丈光芒，其将日益辉煌，更可预言。鲁迅先生的确是当得起称为精神不朽！而我却以老迈之年虽尚能健饭读书，终于碌碌无所表见，当此全国纪念鲁迅先生之时，倍觉自愧而又为鲁迅先生不寿痛惜。——在百感交集之下草草写出这一点往事的回忆，只为了略表我对于故人崇敬之意，因为那四十五年前朝夕趋部办公履进履退之诸同事，迄今已未再见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