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便服太困难了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做便服太困难了
本报记者　艾玲
北京市服装公司在第三季度曾向北京市缝纫生产合作社联合社提出加工八千七百多件中式小花棉袄的订货计划，缝纫生产合作联社认为“便服生产力不足”，只能承接五千七百多件，余下的三千件无法安排下去。而北京市服装公司第四季度的加工计划将比第三季度大得多。这么一来，不能不使人担心今年的小花棉袄又要像去年一样地供不应求了。
服装公司要加工便服竟是这样困难，而我们自己到缝纫店去做衣服更是不容易。目前缝纫店的情况是：高级便服缝纫店——如全市著名的“双顺”，“岳记”等，他们几乎早已被经常派人出国的单位“包干”了，一般人去作衣服，至少也得两个月才能缝好；其他比较中等的服装店，也常常以“活儿太多啦！”“我们不会做便服呀！”等等借口来拒绝为顾客做便服；连家小铺倒是比较好办些，可是这些小铺不但技术比较差，而且他们对作便服也不大感兴趣。
自从提倡服装改革以来，妇女改穿便服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作便服的工人却很少，更严重的是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北京市领导缝纫生产的部门，并没有认真地去摸清目前缝纫店在便服加工上所存在的问题，他们只是把便服加工不能满足群众要求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人少活儿多”。至于如何设法增加便服缝纫工人，怎样在现有的基础上发挥便服缝纫工人的积极性和挖掘生产潜力等问题，并没有引起注意。
据说，北京刚解放时，全市还有八百个便服缝纫工人。但是，这八百人，又都在盛行穿制服的时候（1952年上半年以前），大部分转作制服和衬衣了，有的还转到其他行业或回乡生产了。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家便服店，也都因为亏本而大大减少工人，例如“双顺”便服店当时就由二十七个工人减到四个工人。
要充分发挥现有的便服缝纫工人的生产潜力，并鼓励已经改行的便服缝纫工人复业，需要合理调整现行的便服加工工价，适当增加工人的收入。我曾访问前门、西单、东单等区的便服缝纫工人，他们都一致反映缝制便服的工价低。做制服的工人一般每月收入五十元到八十元，而便服工人每月收入只有四十元左右。
至于已经参加便服缝纫合作社的工人，也由于合作社的生产方式和分配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而影响了他们的工资收入和生产积极性。比如，合作社规定，要从工资中扣除40％的管理费用，因此影响了社员的实际收入；合作社硬性规定一律集中生产，对一部分家庭人口比较多，负担比较重和有辅助劳动的人感到不便。以便服缝纫工人张富春为例，在集中生产时，他每月最多只得三十元左右的工资，不能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社里允许他回家以后，他的妻子帮助作一些副工，结果每月能收入七、八十元。由此可见，合作社应该以进一步发挥工作潜力和增加工人收入为原则，根据便服生产的特点和每个社员的不同情况，研究改进便服缝纫生产合作社中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等问题。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过去，一般缝纫店每年至少都要收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徒工，但是，解放几年来，从来没有培养过一个便服缝纫徒工。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便服生产就要渐渐地“绝种”了。
便服加工问题既然这样严重，现在，该是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