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副业生产密切结合的传统应当保持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农副业生产密切结合的传统应当保持
金湘
目前，我回到江苏省扬州专区访问。扬州的杂粮产区有四个县、二百多万人口，耕地面积有三百三十多万亩，每人平均一·六亩多。地少人多，是此地特点。这个地区以种植杂粮为主，上熟有：大麦、元麦、小麦、蚕豆、豌豆；下熟有：黄豆、高粱、玉米、粟子、花生、甘薯、荞麦、萝卜、杂豆……等。
总的说来，这个地区的农村生产水平还不及抗日战争以前的最高水平，有的还不及解放以前，这是一个值得十分注意的问题。
从农业方面看来，虽然解放以后，粮食产量比解放以前略有增加，但是没有达到抗日战争前水平。根据泰兴县三个社的三个队（最好的、一般的、最差的）的调查，1936年共产粮五十三万一千斤，1953年，只产粮食四十四万八千斤，1955年只产粮四十一万斤。
在杂粮地区，由于田少人多，副业收入一般要占农民总收入的50％到60％。泰兴县农民的收入中，养猪、榨油、酿酒的收入占60％，仅猪一项就占33％到44％，以至50％以上。但是，现在副业情况远不如前。泰兴县抗日战争前每年最高养猪量九十多万头。1949年产猪三十多万头，1950年产四十五万多头，1951年五十多万头，1952年五十二万头（一说六十三万头），但1953年又下跌到三十七万头，1954年四十五万头，1955年三十三万头。1956年大力提倡发展副业，在夏季已达四十一万头，但比起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年产量少了一半多。猪的质量也远不如前。抗日战争以前，人们卖出的猪一般是三等和二等的多，每头重一百九十斤到二百二十五斤，现在是五等的多，每头只有一百三十七斤左右，肉薄油少。至于群众的油、酒生产，比过去也大大减少。如泰兴县酿酒的糟坊在1951年还有一千零十六户，1955年只剩下六十三户；油坊，1951年有一千三百○一户，1954年只有三百七十一户。这次，我回到十四年前工作过的地方——江都大桥区坤平乡阮家塘，群众纷纷诉说养猪困难，要求政府帮助解决。过去此庄二十户人家，家家养猪，多的一家养三、四头，今年全庄一共才只有四头。
为什么农村生产没能很快地赶上和超过战前最高水平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解放以前，农民遭受敌人的掠夺，一些农民的底子枯了。解放以后，这一带时常遭受自然灾害，像江都河南地区，五年来，连续有灾害：1952年是寒流，1953年冰雹，1954年洪水，1955年干旱，1956年雨涝和台风。解放以后，虫害亦有发展，如危害大豆的关仓虫，危害蚕豆的潜叶虫，为抗日战争前所没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原有的农副业结合关系被削弱或破坏了。这是杂粮产区生产水平提高不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个杂粮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适合自己本地情况的农副业结合。过去群众的做法是这样：把田里产的主要粮食（豆类、花生、高粱、大麦、小麦、元麦等）通过本地开设的“五坊”自行加工。所谓“五坊”是：油坊（榨黄豆和花生油），糟坊（酿大麦、高粱为酒）、磨坊
（磨小麦、元麦）、粉坊（磨杂豆做粉）、豆腐坊（磨黄豆为豆腐）。“五坊”的副产物（豆饼、花生饼、酒糟、大麦头、麦麸，豆腐渣、粉渣等）加上大麦，辅以猪草，用来养猪，非常合适。养肥的猪可卖钱，猪粪和豆饼可以肥田，增产杂粮。这样，“五坊”→养猪→杂粮生产，三者循环不息，农业副业相辅相成互相推动。
粮食统购统销以后，这种灵活的农副业结合被大大削弱了。粮食和油料的原料由国家掌握，集中加工。民间的“五坊”大部关闭，因而猪的饲料发生困难，群众大大紧缩养猪。跟着来的是：田里缺乏猪粪和豆饼、花生饼。结果，养猪的收入既少了，田里收成也差了。
由此可知：杂粮、“五坊”、猪三项是过去此地农村生产不可分割的内容。其中，养猪问题是目前生产问题的关键。刘乔农业社每头猪的粪平均要上1.6亩田，今年小麦每亩产二百五十三斤，大麦二百六十三斤，元麦二百五十一斤，每人平均分麦二百五十斤。大龙王社每头猪粪平均要上三·○六亩，小麦今年亩产一百三十六斤，元麦一百四十二斤，大麦一百八十一斤，社员每人平均分麦一百一十斤。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猪粪多或少的农田产量差别有多大。养猪赚的钱，除补助生活外，可以再买小猪，买饲料，可以买部分肥料。以泰兴为例，由于1955年养猪数比抗日战争前的养猪数减少，每人每年少收入二十三元多（以五等猪价为准），以1955年比1951年，每人少收入九·一元。
近几年来，养猪碰到哪些困难呢？
第一是饲料问题。“五坊”关闭，饲料的及时、就地的供应没有了。国营商业部门供应的饲料数少，质差，价贵，误时。现在每头猪只供应一百五十斤大麦。据农民说：如每头猪养到一百三十五斤，需要精饲料大麦三百斤，养到一百五十斤需要精饲料大麦三百五十斤，养到二百斤（二等）需要精饲料大麦四百斤。现在饲料质量低，如麦麸，过去一百斤小麦出粉六十八斤，出麸二十斤。麸子的含粉率为7.8％；现在出粉八十四斤出麸十四斤，麸含粉只有3％弱，当然营养就差。过去一百斤谷，出米六十一斤到六十五斤，现在出七十二斤到七十三斤，糠少了，质差了，猪吃了痾不下屎。豆饼质量也大大降低，过去含油率是7％—10％，现在只有3％—4％，砍也砍不动。不仅饲料质量差了，而且价钱又贵，麸皮每斤四·八分（高的达五·五分），大麦收购价每斤仅六·六分，一斤大麦换一·三七五斤麸皮，糠价每斤四·五分，稻子不过每斤七分。过去一百斤豆子可以换一百五十七斤豆饼，现在一百斤只可换一百二十三斤了。而且供应又不及时。另外，由于农民留下的口粮少了，有的地方，大麦留人吃，不给猪吃了。
第二是资金问题。现在合作社里很多社员没有钱买小猪。据泰兴县典型调查，缺养猪资金的农户占40％。有的买了小猪，没有本钱养肥，养到五等就卖了。银行养猪贷款少，泰兴每头猪贷十元上下，只够买小猪，买下猪难养大。根据银行的材料：有一户养两口猪，共贷了四十三元，把猪养肥后就卖了一百零七元。可见贷了款就能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第三是养猪不大合算。小猪价钱贵，一斤要六角，七角甚至一元。一头小猪要十元上下。壮猪每斤只卖三角钱（六等），一百一十五斤左右的壮猪卖价三十四元。肥猪价偏低，最近虽已调高了一点，可能还低一点。有的地方合作社给社员的肥粪作价也低，而且社员拿不到现钱。过去农民养猪，为了自己肥田，所以养猪积极性高；现在田入了社，小猪价贵，肥猪价低，猪粪价低又拿不到钱，这怎么能不妨碍农民养猪的积极性？
由于“五坊”关闭，猪减少，田里收成不高，原有的农副业结合关系遭到削弱，虽然我们在农业上下了不少的功夫，虽然总的农业经济也不断地上升，但由于田少人多，社员仅靠种田就不能有效地增加收入。
今年小麦减产，秋季作物估计只有平常年景，总的收入是否能增 加很成问题。因此，社员情绪动荡，有办法的出走，有的埋怨合作社，等社干部拿主意。除了加强政治工作外，从经济上巩固合作社，甚为必要。而从经济上巩固合作社，就不能离开原有的农副业结合的基础。
我认为：如果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指导下，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从当地原有的农副业结合的规律出发，发展农村经济，就可以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赶上和超过抗日战争以前的最高水平，改善农民的生活，巩固合作社，供应国家更多的农副业产品。
中心环节是在国家支持下，发动群众大量养猪。除了发动群众多收藏代用饲料和扩大高产作物面积以外，政府增加饲料供应，同时合理供应农民口粮，非常必要。
其次是适当开放“五坊”。是否可以在重点生猪产区将花生、黄豆等油料作物，多留一些给当地群众自榨。以社为单位，恢复一些油坊，榨出的油卖给国家。或者由国家委托合作社加工。群众自己加工，豆饼、花生饼的价格比国家加工便宜，这就能够减低养猪成本。花生由社加工，国家只统购一部分花生仁，其余收购花生油。糟坊加工任务（制酒）能否也适当增加？能否根据需要，发展粉坊、磨坊和豆腐坊？
再次是增加养猪贷款。贫农养一头猪，贷十五到二十元。同时还可以扩大预购，养到中猪时，先给一部分钱（八—十元）或粮，帮助社员把猪养壮。
在价格政策方面，应当提高壮猪收购价格。为了鼓励社员把猪粪送社，应当对粪肥合理作价。
结合农业生产计划拟定产猪计划。注重防疫工作（泰兴在四年中曾因防疫工作不够，先后死猪十万五千多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