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伟大的革命领导者孙中山先生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纪念伟大的革命领导者孙中山先生
王葆真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思想和主张，三十多年来被国民党反动派假借、利用、歪曲、诬蔑以至完全背叛，有如日月的光明，长时期间被沉霾昏雾所隐晦。幸赖以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独立、自由、平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立即向更加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使中山先生的理想得以实现，并使中山先生的思想和主张重放光芒。
我是一个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始终坚决信仰孙中山的七十六岁老人，在追怀孙中山先生一生革命事迹时，充满了崇敬和钦佩的心情，从而想到追随先生革命的几件事。
1905年，先生由欧洲至日本，留日学生千余人，在富士见楼开会欢迎先生演讲。当时先生演讲的大意是：清政府丧权辱国，断送了香港、九龙，割让了青岛、威海卫；今日卖一矿山，明日卖一铁路；列强的瓜分势力，引起了日俄战争；台湾、旅大的割让与租借，已伏着强邻吞并的危机。同胞如不起而自救，清廷是宁肯断送主权于外人，也不允许人民参政的。立宪派以乞求的方式希望清廷变法图强，戊戌政变，结果使六君子作了牺牲。我们今日只有决心奋起革命，才是救亡的道路。留学生们听了这一场诚恳透辟的演讲，无不认为先生的伟论卓识是很好的革命救亡办法。衷心敬佩，愿尊先生为革命导师。许多留学生自愿报名，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织，有的准备回国作实际革命工作；有的在东京作宣传工作；有的读书研究，准备为革命致力。
辛亥年3月29日广州举义失败之后，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将届毕业，因被同志公举担任华北革命运动工作，遂放弃毕业考试立即回国。冒着敌骑的侦缉，奔走于大连、沈阳、吉林、哈尔滨、天津、北京之间，三至滦州，终于发动了滦州起义。这时袁世凯被清廷起用，派一个立宪派的名士和河北籍一个翰林去邀我，欲引诱我离开革命，被我严辞拒绝，旋即赴大连转往南京向孙先生报告北方情况，这时孙先生已就任了临时大总统。
孙先生对北方起义和牺牲的同志表示深厚的同情和哀悼。谈起袁世凯时，我表示反对与袁世凯妥协，我说袁世凯绝对不会实行民主共和，必须做好北方革命，否则革命必被袁世凯破坏。先生鼓励我说：北方同志是能坚持主义，不辞艰险劳苦、始终为革命奋斗的。令我为同盟会燕（河北省）支部筹备主任。是年6月先生北来津、京，宣传民主政治的要义，并到石家庄亲临吴禄贞的追悼会，受到各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这里应该指出：辛亥革命的失败，临时参议院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参议院的议员，大多数系由各省咨议局推荐而来，多非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只因清政日非，革命的形势已占胜利，他们相约到沪，托名为各省的代表，组织了临时参议院。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参加过实际的革命运动，也不能真正理解革命的意义，更不能深切地理解中山先生革命主张，反而轻视先烈流血的意义。参议院否决了大总统交议的财政案，使革命事业陷入困境，反而主张与袁世凯妥协，并选袁为大总统。中山先生明知袁不可靠，但因为参院议员及一般庸俗的政客，不能理解革命的真义，且为倡导民主政治，遂屈从参议院的意见，被迫辞去了大总统的职务。
帝国主义者惟恐中国革命成功，在辛亥冬季，已由德国供给军械两列车，经俄国铁路运北京。及袁就大总统职，迭更内阁，改由心腹赵秉钧任国务总理时，帝国主义者乘机供给袁政府四国大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从而掌握了中国盐税大权。袁即用卖国的赃款以摧毁各省革命力量。倘若没有帝国主义者供给袁逆的军火和借款，辛亥革命尚不至失败这样的快。结果国民党和一切政党都失败，只有帝国主义者成功地掌握了中国几十年的盐税，阻碍了中国几十年的进步。
1917年6月，我在上海莫利爱路谒见孙先生，在座有廖仲恺同志。我痛陈几年来的军阀祸国，今后非扫清军阀，革命不能成功，必须建立绝对信从党义的人民武装军队，才能使革命事业有保障，否则我们只受军阀利用，依靠军阀为转移，革命前途就太危险了。先生很同意我的说法，并说我们应该这样作。当时先生决定携带国会议员赴广州组织政府，再定北伐大计。先令我回津招待国会议员南下，我即遵嘱回津办理。招待几百个议员南下后，即赴广州护法，选举先生为总裁。当时总裁有七人。先生主张准备北伐，两广军队不能协作，有南北妥协之议，先生离粤赴沪曾发出一个电报说：“南北军阀一丘之貉”。当时我在广州本着先生革命的精神写过一本反对南北和议，主张坚决革命的小册子，希望南方的同志们坚决贯彻护法革命的主张。
中山先生离开广州后，护法革命的局面很少开展的希望，1920年我离去广州过沪北来，晤见先生请示今后革命方向，先生说：国民党的同志们很少有像辛亥革命时期那样英勇牺牲的精神了，只用旧办法，是没有成功希望的。我们必须把三民主义讲解清楚，同时必须联合苏联，取法苏联的革命办法，联合工农大众，唤起民众共同奋斗。要想获得革命成功，仍要发动人民革命的武装，才能树立革命的力量。我由沪返津，即遵照先生的指示逐步进行。1922年国会三度复活，我在国会建议恢复中苏邦交，力辟反对苏联的言论。
1924年冬，中山先生北上至津，我去欢迎，并请示贯彻三大政策的办法，先生恳切指示，并谓今后一切惟有“以俄为师”。中山先生平生爱写“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段，是人所共知的。他在伦敦和巴黎的时候，早就读了各国的革命史和各种革命的理论，阅读西文书籍有关革命理论者至一百多种。也曾与社会主义的人士相往还，他写的民生主义一章，曾这样讲：“共产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是共产主义的实行”。他又说：“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又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这说明了中山先生是非常地崇尚爱护社会主义。
国民党的改组，邀请中国共产党合作，订立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虽有若干人持异议，他毅然决然，接纳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参加党内，共同担负党里革命的任务，他曾表示宁可离开国民党，也不愿离开共产党，这说明他是如何地爱护共产主义的真理，认为离开了共产党，革命便不能成功。
先生逝世后，我觉得非常对不起先生，就是我们不能把先生的主义和政策发扬光大。至于反动派背叛先生的主张，叛党叛国，残害人民，我们又未能起而纠正之。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就不能辞其罪责。我在十几年前就一直这样想，因此辞去了反动政府的官职，参加实际的革命运动。我觉得惟有纠正了反动派的罪责，才算不辜负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和他对同志们的期望。1949年春，我在上海监狱中，时常这样想：国民党对不起人民，如果多有几个人为了反对反动派而坐狱而牺牲，庶几可以把国民党的罪过减轻一些。在狱中我曾写诗抒发自己对中山遗教的感慨：
遗教诵前贤，三民久废然。
明珠投瓦砾，荒草埋华钿。
欲续招魂赋，难吟革命篇。
黄花祭何用，先烈太堪怜。
解放后，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领导中国的革命，由民主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一步一步的成功，从胜利走向胜利。孙中山先生多年理想中的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今朝不但成功，而且质量更高，办法更好；他多年理想的建国方略，费尽多少心血，一样也未得实现，今朝铁路四通八达，汽车、飞机都能自造，重工业产品完成计划，科学进军，一日千里……中国国际的威望，空前的提高，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致赞颂中国的成就。孙中山先生如果活着，他一定喜欢看到国民党的同志们愉快地和共产党团结合作，全心全意地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精神，亦将随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前进而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