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观感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一点观感
　　日本　内山完造
概括说来，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比如说大，并不是说绝对的大，而只是就比较而言，如说比起甲来，乙是大的之类。小也同样，如说比起乙来，甲是小的之类。美国是个大国，但比苏联却要小；日本是个小国，但和摩纳哥比起来，却又是个大国。因此，判断事物不作这种相对的比较就会失掉正确性，这是我的常识。
在1947年以前，我曾在上海住过三十五年，其间约有十七年是在中国各地旅行。但既不是作军事间谍，也不是调查政治借款的担保物件，我只是作我的生意——为眼药作广告和贩卖眼药而走了很多地方。这其间，中国人当然也有看了广告来买眼药的，但人数极少；这点和日本人很不同，在日本，只要作了很巧妙的广告，大体上货物就会畅销的。知道了这点之后，我就不再去作广告，而采取了薄利多销的赊卖方式，对方拿了眼药去，卖亏空了的时候，损失由我这方面负担（我把这笔损失就算作了广告费）。在赊卖上，日本人常说中国人没有信用，可以说这完全成了日本人的一般认识。但我觉得中国人是正直的。所以才开始了赊卖。说实话，作眼药生意期间，也确有使我相信这点的证据。我的妻子作为副业开始经营了一个小书店，即内山书店，因为我俩都是基督教徒，既然相信眼睛看不到的神明（中国称之为上帝），那么，相信人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因此，我们一切都相信顾客，而采取了赊卖主义，任凭顾客什么时候付钱都可以。结果，我发见了中国人是可以充分信任的。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而是就相对的比较而言。内山书店的赊卖方式，任凭顾客什么时候付钱都行的方式，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但这也是后来的事。方才说的在作眼药生意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了可以大胆信任人们，所以就断然地停止了大作广告的办法，而采取了实物赊销、包赔损失的办法，这样一来，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并没有错（这方法是通过药店向顾客卖眼药，而不是大作广告，直接招徕顾客）。
具有这样经验的我，在三十五年当中，对于中国，对于中国人是形成了一种看法的。
1947年，从上海只拿着一根手杖被强制归国以后，只经过了两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1953年，关于在华日侨归国问题，因日本和中国尚未恢复邦交，所以由中国红十字会出面向日本国民进行了交涉。可是在日本，不管任何时候，发生了任何事情，同外国进行交涉都非政府出面不可。人们一般认为：不经过政府而由人民直接处理问题，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因此，发生了种种问题，议论纷纷地乱了一阵子，最后才决定由日本红十字会、日本和平联络会和日中友好协会三个团体代表日本国民来和中国红十字会进行交涉。当时，我也作为代表之一，经由香港坐了七十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北京。当时我完全为新中国的姿态震惊了。曾经被说成是老大国或睡狮等等的中国，曾经被日本人傲慢地轻视过的中国，完全变成一个崭新的年青的中国了。男女老幼一色穿着人民装，人民都投身于劳动热潮里。而且那种劳动态度，简直无法和从前工人们“磨洋工”的态度相比，那是非常认真的劳动态度。我在北京逗留了三十五天，向日本各方面发出了六十五封信。一言以蔽之，当时的中国到处都有一种紧张气氛。我第一次知道了革命原来会把人改变得如此不同，如此认真起来的。从那时候起，经过三年，我又参加了这次的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因为是由广州坐飞机飞到北京的，所以未能看到地上的详细情形，但来到北京之后，使我大为惊异的是，1953年那种紧张气氛看不到了，而是变得非常从容了。我开始以为这是一种革命的后退或紧张的逆转，但再静静地观察一下之后，才知道这是不对的，这既不是革命的后退，也不是紧张的逆转，而是一种雍容不迫的姿态，亦即政治上、社会上充满了自信的一种姿态。可以采取这种姿态的原因之一，我从手里拿的一个火柴盒上发见了它。现在的火柴，从外表看去，盒子变得非常小了，大体上只有从前的火柴盒的十分之六大，其中装的火柴杆也变细了，大约比从前的细了一半，长短也只有从前的四分之三左右。盒子小了，火柴杆细了，短了，但装的数量却大大增加了，从前一盒火柴只装五十根左右，现在则装百根以上。这样，据说每年可以节省四十五万吨木材。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四十五万吨这个数字固然很大，但使我惊异的并不是这个数字。使我惊异的是，能够注意到火柴这样微末的消费品的这种注意力。一方面在进行那样大规模的建设，一方面又能注意到这样细小的问题，这种注意力是我们日本人一下子想像不到的。使我惊异叹服的，正是在新中国的大建设里，连这种微小的地方也不放过的注意力。
以这样细心的注意，来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实在是现代的一种伟观。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就以这点，作为我这次访问中国的一点观感吧。　1956年10月2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