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孙中山先生九十岁生日片断的回忆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纪念孙中山先生九十岁生日片断的回忆
马叙伦
五十年前，我看到上海出版一份日报（大概是申报）登有通缉“孙汶”的新闻，那时我不知道“孙汶”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通缉他？老师给我说：他犯了叛逆大罪，老师还给我说：汶字应该是文字，因为“文”字不应当给叛逆犯人用作名字，照例给它加上水旁。那时，我也不再问他犯了什么叛逆大罪。后来我进了新式的学校（实在是半新式的），才从一位陈黻宸老师那里知道孙文先生是广东人，他主张推翻清朝统治的。这时候我已从陈老师那里知道革命的意义，并从陈老师那里知道还有一位我的乡人章炳麟先生也是革命家。我就对他们两位非常崇拜，可以说我的投身革命事业是被他们两位启发的。当然中山先生给我的启发更大，因为章炳麟先生是单纯的民族主义革命家，他的目的只要推翻清朝统治；中山先生重在民主革命，自然不能希望清朝统治会接受民主政治的，所以必然也包括推翻清朝统治在内。
我回想到1924年（中山先生到北京的那一年）袁世凯的反动系统分裂后，徐世昌和段祺瑞两个文武大将的斗争是利害的；我曾经亲自听到段祺瑞说，菊人死了（徐世昌号菊人），我并“挽联”也不送一付。相恨到这种程度。在徐世昌被打倒了（徐世昌的被打倒主要是他们的内部关系），段祺瑞少了一个敌人，他对张作霖也敷衍得好，张作霖让了一步，段祺瑞就掌握了中央政权。他自己认为他是“革命”的，他不愿承袭总统的名号（其实倒是他‘老实’，不用国会选举的方式自己“封王”），自己定了一个作为最高领导的古雅名称——“执政”。他除了抚慰张作霖外，也和西南联络，首先是和中国国民党联络，他邀请孙中山先生来京商讨大事。中山先生在这时已经病了，但他是以国家利益为前提的，他明知道段祺瑞不过是较为“文气”的军阀，但他为了人民已苦军阀的蹂躏好久了，段祺瑞也表示得相当合理，所以就答应段祺瑞的邀请，扶病来京。他的病本是严重的，加上那时还没有航空的工具，还是由水陆北来，当然他的身体受到一定的影响。当中山先生到达北京之前，北京的国民党组织已筹备欢迎。北京的人民听到孙中山的名字，顿时情感激动了，大家都希望看到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到达北京的这天大早，车站以北直到协和医院，已被北京人民的欢迎队伍站满了，尤其是车站附近，拥挤得遮断了往来。我是党的一个欢迎员，也代表了自己上车欢迎中山先生。可是，我一看到中山先生一人坐在一节头等车厢里，精神非常劳顿，我就感到这样大的年纪还抱病经千里的路程来为人民利益服务，我们后生应该怎样努力学习中山先生的不见自己的精神。这时，我向他叫了一声先生（这是党员叫中山先生称呼），他也向我望了一眼点了点头。接着就是同志们带了车上工友雇了一张藤躺椅，把中山先生抬上了藤椅，便抬了下车。顿时，欢迎的群众表示他们的高兴和诚意的声浪几如雷震。他们的目光都射向中山先生。我们把中山先生扶上了预备好的汽车，就驶向协和医院了。
医院内早经筹备好了，一切如常进行，但是，中山先生患的是严重的病症，兼以年龄大了，所以不是暂住医院可以希望痊愈的。因此，住院一、二天就移至铁狮子胡同住宅。党里决定了杨杏佛同志领导的侍疾队伍，我是几乎每日早到晚归的，并且我早和杨杏佛同志约好，如有急事就给我电话，不想我才到家，他就来电话了，我又急忙的赶去，看到中山先生的情况已像是弥留之际了。终于无法挽回一代伟人的生命，在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离开了人民大众和我们而永久不见了，但是我相信他的精神还是活在中国人民的身上。
中山先生大殓和出殡时，段祺瑞借口“脚痛”不敢到来，因为他怕群众，因为群众对中山先生的同声哀悼，也就是对反动的段祺瑞政权的揭露和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