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来了“官爱兵”的精神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带来了“官爱兵”的精神
本报记者　刘衡
到包头工业基地参观、访问的人都爱去看看解放菜园。去看解放菜园的人又都要找一找社主任屈占泉。因为这位二十七岁的复员军人在四年当中，当了七回模范。这次他又出席了全国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在他动身去北京以前，我去访问他，请他谈谈他做领导工作的体会。他说：“这才叫做‘老虎吃天，没处下爪’呢，叫我从哪里谈起？”我说：“你不要全部都谈，你可以谈你体会最深的一点，比方，你考虑最多的，经常关心、经常注意的一点。”
屈主任为难了，他垂下眼皮想了半天。忽然，他眼睛亮了，对我说：“这个问题我说不圆满，也说不具体。我去找个人来。”说着就跑出去了。
不大功夫，他领进来一个女人。这女人五十上下，个子不大，走进屋来，朝我一笑，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的白牙齿。我似乎还看见她额角上有几块疤印。
屈主任指着她对我说：“这是杨秀珍。可是，几十年的老乡亲改不了口，大伙儿还是叫她左杨氏。”他又指着我对她说：“这个记者同志想听听你的故事。”
左杨氏坐下来，出了一会儿神，然后慢悠悠地说开了。
我原是个孤苦零仃的老婆子。在新社会，我就像又有了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一样。我的儿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屈占泉就像是我的儿。
1945年，我的男人在井台上担水，有个国民党反动派对准他开了一枪，他倒下来，流了一滩血，死了。
我的男人死得好冤、好惨哪！我哭了一场又一场，五脏六腑都要嚎了出来。我恨不得一头撞死在井台上。
一抬眼，我看见了我那个儿。他正扒在地上，哭得索索抖。我一看见他，就怎么也硬不起这个寻死的心来了。我就这么个独种儿，养他有十七、八年了。要是把他孤零零地撇在世上，我死了也不能闭眼。
谁知道第二年，我的儿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我跟疯了一样，到处找人讲理、说情。我跑进国民党衙门说：“求您们做做好事，放了他吧！他是可怜的寡妇儿，咱家一根独苗……”——你看我有多傻呀！人家抓咱这根独苗，不就因为他是没钱没势可怜的寡妇儿吗？
听说火车要开了，我赶紧跑到车站，想和儿子最后见一面。警察用棍子挡我，推我，打我。我跟他们打架，拚命往前边冲。快要冲到火车跟前了，突然，汽笛一响，火车开走了！我浑身一软，一下跌在地上，喉咙里一阵干火冒出来，“呸！”“呸！”吐了几口，满嘴的牙都掉出来了。
直到解放以后，我的儿才写回信来，说他已经跟着部队起义，当了人民解放军。解放以后，我心里还是一点也没松和，老是闷在屋里哭我的男人，想我的儿。我连做梦都梦见儿子回来。哪晓得他又报名参加了志愿军。
有一天，来了一屋人。有政府的干部，有乡亲邻居们，还有屈占泉。他们一人一句，拿好话劝我：“左来娃的血流在朝鲜，死得勇敢，光荣！”“这是抚恤金。以后有啥困难，政府还会救济。有人民政府在，误不了你吃，误不了你穿。”
半夜，人都走光了。我觉得心里像塞了个什么东西，堵得紧，闷得慌。我的心像要炸了，房子小得盛不下我！我冲出房门，在野滩上乱跑乱走，直到天快明了，我觉得全身力气都用尽了，大叫一声，头一黑，人就倒了。
等我醒过来，我正躺在我的炕上。我影影忽忽看见面前站了个人，瘦个子，长条脸，穿了身灰军装。我心里一颤，顺嘴就叫：“我的儿，你回来啦！”“好啦，好啦，醒过来了！”有好几个声音一起说，原来房里还有好几个人。穿灰军装的低下头，看着我的脸说：“大娘，我是屈占泉，就跟你的儿一样。”
我这才知道，我死过去有六天六夜了！那天，我倒在野滩，几条野狗扑过来，把我腿上的肉，额角上的肉吃了好几口。正好有人路过，看见了我，就让老乡把我抬回来了。
每天，市政府、区政府都派人来看我，他们把最好的医生找来给我打针、上药，白天黑夜都有医生守在我的炕边。屈占泉，还有村上的乡亲们还排了队，轮着班看护我。我想：“屈占泉，还有那些年青人，不就像是我的儿子、姑娘吗？我只是少生他们一场。他们照顾我，比我的儿还要好。我死了一个儿，一下子又得了好些儿女，人在世上这样活一场，也算是不亏了！”屈占泉还用好些进步话打开我的心。说来也怪，这些话我一句一句都听得进去了。我想：“人生八十，总有一死，死要死得光荣。我的儿是为大伙儿流血牺牲的，人人忘不了他，也看重我。”
从病一好，我就像换了个人。我眼也爱看了，嘴也爱说了，从来不笑的脸上也有笑影儿了。
我病的时候，屈占泉天天来。我病好了，他也常来看我。他说：“大娘，咱们都是一家人，决不会让你作难。”平常他家做什么好吃的，他媳妇一定来叫我。煮半锅羊杂碎汤，他媳妇也要拉我去喝一碗。他媳妇还要给我做鞋。我说：“你好人哪！有两三个娃娃缠住你的手，把你绑得梆梆紧，你还有空给你大娘做鞋呀？你大娘领你这分心就得啦！”
我觉得生活有了味道，到医院去安了一嘴假牙，人一下子就年青了十几岁。
屈占泉，还有政府好些干部都怂恿我去找个老伴——就是那个同院子住的郭生贵。他也是个可怜人，老婆、儿子死了几年了。我病的时候，老汉一夜一夜守看着我。我病好了，屈占泉他们对我说：“如今是新社会，不兴封建！”我也就真的不封建啦，我自己跑去和老汉说妥了。
在农业社里，社员们尽分给我做轻巧活。菜高啦，瓜熟啦，他们就叫我看菜。每天，我在地里歇一歇，转一转，不让雀鸟把菜啄啦，不让调皮娃娃把瓜偷啦。除掉看菜，还有好些活，比方锄草、拔萝卜，我都抢着去干，比我年青的时候劲头还大。人们心疼我，每年要送我八十个工分。我也心疼人们，高低不肯要。扯来扯去，末了我只好要了五十个工分。人们让我当烈属代表、人民代表、卫生委员、监察主任，经常要我到政府去开会、谈话。我再也没功夫闷在屋里哭儿子、哭男人啦。如今该咱管的事、该咱操的心可多着呢，连那些儿子、媳妇们有什么吵架的事，他们也要找我。如今咱病也好了，心也宽了，眼也亮了，世界在我面前也大起来了。
左杨氏谈完了话，我一下子还没理解到这个故事和做领导工作的体会究竟有什么关系，没等我问出口，屈主任却说了：
“做领导工作的要关心人——这就是我经常注意的。
“我就是因为受到指导员韩炳贵同志的关心，我才认识八路军、参加八路军的。那是1945年冬天，八路军一度打进包头，老百姓跟着部队行军抬担架。我当时只有十六岁，也跟着去了。那时候，部队生活很苦。有一天，好些人都没吃上饭，这时，韩指导员过来了，他也没吃上饭，可是他笑眯眯地，就像刚吃饱了似的。他问大伙儿：“老乡们，都饿坏了吧？”大伙儿都脸看脸，不作声。韩指导员拿眼在房子里一扫，就看见了我——当时我年龄最小，穿的也最破。他连忙过来，把身上背的干粮袋子摘下来，挂在我脖子上。这是他自己留着在最紧急的时候才吃的干粮呀，他却送给了我！我不知是因为感动，还是因为太冷，忽然，两条腿擞擞直抖，上下牙嗑得直响。韩指导员注意地看了我一会，就把他身上的灰棉大衣脱下来，披在我肩上了。我觉得我的眼泪要掉出来了，连忙低下头，握住脸。我从小就是个苦孩子，没有受人疼过，韩指导员是我的什么人？他为什么这样待我？就在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成人了，一下懂得了好多的事！民工们完成任务以后，回家了。我坚决不回去，留下来参加了八路军！
“在战场上，我负了伤。在医院养好了伤，1950年，我复员回家。那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官爱兵’的精神带回来！我当了社主任，经常爱对社干部们讲：“部队在行军的时候，当军官的跟战士们走了一样多的路，到了宿营地，军官还要给战士打水洗脸、烫脚。晚上战士睡着了，当军官的怕战士踢了被子，就爬起来给他们盖。咱们干部，也要像人民解放军的军官一样，吃苦在前，享福在后！”
“我看，关心人，不光是可以救人一命，而且可以提高人的觉悟，甚至使他脱胎换骨！我自己就有切身的体会，左杨氏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