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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版()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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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文心
记得在童年的时候，爸爸就曾捋着胡子给我讲述过上海的情况。讲述过这城市有多么大——大到连大人都会丢失；讲述过上海的扒手有多么多，买东西或者干别的什么时，有多么容易吃亏。后来长大了，我也就开始听到一种这样的说法：上海，一个罪恶的城市………
解放后，我一直呆在遥远的边疆，在紧张的生活里，还常常会想起上海来，想起它已经成了人民的城市，一定早已大变样了。但是究竟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报纸上虽然报道过，但我还是期望着能有那么一天，亲自去上海玩玩。
想不到，这次上级准了我的假，回去看看离别七年的故乡和妈妈，而且能经过上海。
到上海那天，歇下脚，便出去玩，几乎是贪婪地玩着，希望能看到一切。第二天，因为马上要离开上海，一早便到了人民公园，想拍几张照片留个纪念，但是这个打算却因为一阵骤雨而未能实现，只好乘三轮车回到广西北路太平洋旅社。
尽管如此，我心里也还是愉快的，虽然来上海只有一天多，但是，我总算亲自看到了上海，看到了人民的上海；看到了那曾经是那些洋人享乐的跑马厅成了人民公园，那曾经是洋人耀武扬威的租界成了人民的机关和企业的所在地。看到了那曾经为帝国主义断定我们办不到的优良的秩序。
然而，就在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我发觉我放在裤兜里的表丢了！
多好的一只表啊！外表美观，走的又准，去年秋天才买的。心里不知道有多么焦急和难受。冒着大雨，我又回到人民公园，四处寻找，可是，连影儿也没有。
“也许丢在街上了………”我想，那就再也没有希望了！
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旅社，整整一天，心里都是沉甸甸的。
下午五时，我登上了开往武汉的“江汉轮”，还在想着那只手表，想着那不愉快的事。
天气闷热，向别人问了问时间，离开船还有半个钟头，便下船来买冰棍吃。沿着外滩，懒洋洋地走着。这时，一辆电车从我身旁疾驶而过。似乎车厢有人向我呼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想着，便放慢了步子。
一会儿，三个人匆忙地向我跑来。
“同志，你掉了东西吗？”
“啊！丢了！一只手表——没安表带的！”我惊讶地望着他们。
“我们给你送来啦！”
“啊……”接过手表，一看，正是我的那只。我不禁再次打量他们，想起来了——那个皮肤黝黑的中年人，是送我回旅社的三轮车工人，另外两个是太平洋旅社的青年服务员顾永茂和俞耀乾。这时，一切都明白了。原来表丢在三轮车上了，当三轮车工人发觉时，已经过了很久，弄不清是哪个乘客丢的了。他便歇下工作，沿着自己走过的地方，挨户去寻找丢表的乘客，后来找到太平洋旅社，遍问旅客，谁也没有丢表，旅社的同志猜想是我的，知道我已经上了船，怕他找不着，便一道赶来了。
我楞住了，一直望着他们淌满了汗水的脸孔，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重复着：“谢谢！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