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国“人道报”总编辑斯梯发表谈话 卡达尔总理谈匈牙利事件的经过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对法国“人道报”总编辑斯梯发表谈话
卡达尔总理谈匈牙利事件的经过
新华社布拉格22日电　11月19日的法国“人道报”刊载了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对它的特派记者、“人道报”总编辑安德烈·斯梯的谈话，全文如下：
必须让人人知道真相。应该感谢法国共产党，因为它努力使人知道真相，特别是派您到这里来。这是给于匈牙利社会主
义工人党和匈牙利人民的重大帮助。已经发生的事情不仅涉及工人运动，而且涉及全世界的进步运动。要保卫的不仅是社会主义，而且是和平。
事件的发生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党和国家领导方法上确实存在过的缺点。这种领导方法严重地影响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第二个原因是：虽然正确地看出了这些缺点，但是对这些缺点进行批判的方式是不好的。例如，党内对待这些缺点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倾向，就是在党外去进行讨论，其实本来应该在党内进行讨论的。同时，有一些问题本来是可以在政府内部予以解决的，却拿到街上去解决。
第三个原因是：受到某些帝国主义集团所鼓励的反革命势力选择了有利的时机，利用整个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事态发展过程中和参加事件的各个阶层中，都可以看到这三个原因的作用。
确实，10月23日的第一次示威所提出的口号，主要是要求使党和政府的工作民主化的口号，并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然而，就在这头一天晚上，就可以觉察到反动势力的作用。参加这一示威的学生大部分并不想推翻政权。他们也认为进行的是自发的运动。但是，有一些事实——例如杜勒斯（编者按：这是指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发表谈话，承认他事先知道即将在匈牙利发生的事情——说明了真相。
同样，在战斗结束之后，人们发现在格罗寓所门前有一些举着武器的青年。有人问他们是从哪里弄到枪枝的。
他们说：23日中午——就是说，在示威以前——有人对他们说：“今天晚上你们到萨巴德萨格山里去，可以找到藏着的武器”。
头一天晚上战斗开始后的最初三小时中，这一特点是更加明显了。青年们在贝姆将军纪念碑前示威以后，被引导着向十分明确的三个方向进发，显然是按照计划的。第一批人受命前往议会提出一系列的要求。第二批人的任务是去攻打斯大林雕像。第三批人被派往电台要求在麦克风前宣读十五点要求。
最初的枪声就是这样响起来的。为了了解事件，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是示威者向守卫电台的兵士开枪的，必须知道，电台守军事先接到了正式命令：不得使用武器。
还有，第二天上午和中午，当必须派遣匈牙利部队去保护某些地点的时候，它们没有弹药，坦克也没有可以用来射击的东西。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以求避免流血。
我可以说，电台守军在第一天晚上这样受到攻击以后，就请求下令开枪自卫。直到电台守军司令官被打死以后方下了这个命令。
但是，当示威者这样被引向三个方向进发的时候，其他的势力已经行动起来了。在十九时三十分之后，连续三小时，人们看见这样的事实：
一股带着武器的人占领了“约瑟夫站”（电话总局）的外线科。同时，另一股去夺取了一个停有六十部卡车的仓库。还有一股攻打了“自由人民报”馆和它的印刷厂。另有一股进攻了已经改为军火厂的电灯工厂。又有一股去袭击了提摩太街的军火库。于是，反革命分子坐着卡车到提摩太街电灯工厂，抢走大量的武器和弹药，事态的规模就扩大了。这些事实说明：早在这时，军事领导就是准备得很好的。事情早已不是发动示威的青年学生所设想的那种样子了。
可以用1919年的事件来作个有意义的比较。那年6月，当反革命分子进攻匈牙利公社的时候，他们集中力量要达到两个目标。一批多瑙河上的哨艇向河岸上的一个旅馆和议会（工人委员会和政府就在这里工作）开火。另一批武装人员，像1956年10月23日一样，占领了“约瑟夫站”的外线科。
最初三小时发生的这些事，对于说明反动势力一开始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此以后，布达佩斯的事态发展就同外省十分不同了。在布达佩斯，面对着的是武装的战斗者，然而战斗是越来越困难而且混乱了，因为政府、军队和匈牙利其他防御单位以及苏联军队想竭尽努力限制流血的范围。防御力量从不攻击，只是保护受威胁的据点。当时，不能按照军事规律进行战斗，因为有一些没有武装的受骗的示威者，仍然受到民主化口号的吸引，而反革命分子则隐藏在他们的背后。由于下令不要在这种情况下开枪，匈牙利兵士就迷失了方向。就在没有武装的这些示威者的掩盖之下，一小股又一小股的武装人员进攻它们的目标和防御部队，并且把他们解除武装。兵士们甚至就这样没有经过战斗而从坦克中被赶了出来；当时就可以看见：在所谓和平示威中仿佛凑巧似的有一些人对于驾驶坦克十分内行，他们也很知道把坦克开到那里去。
在外省，特点完全不同。在各个城市，主要是举行提出的口号并没有危害社会主义的示威。示威以后，人们就回家去了。这时，就有一股一股人数二十到五十的武装人员迅速盘据了村庄，几小时之内就占据了十个到十五个村庄，把他们所找到的一切共产主义者都杀个干净：地方会议主席、警察、普通工人和农民。
情况的混乱是由于被卷入示威的人们并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坚决相信自己是在为社会主义努力，然而事实上运动的方向是公然反革命的。躲在运动背后的反革命分子所玩弄的手段非常巧妙，这大概是任何一次反革命运动中所不曾有过的。他们十分小心地不提出自己的口号，但是却在不反对社会主义、相反却像是革命的口号后面偷偷地干。
他们在以为已经占了上风的时候，就马上抛弃这种伪装。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了最恶劣的白色反革命恐怖，从此，真象就更显而易见了。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作战的人开始交出武器。
恐怖分子利用停火令而大事活动，停火令只是伊姆雷·纳吉政府指挥下的防御部队单方面执行的。
苏联军队这时已经撤离布达佩斯。于是，就发生了例如对布达佩斯党委员会会址的攻击，现在人们知道在那里有六十个人被屠杀，其中有伊姆雷·梅热同志。在那里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悲惨事件。有一些男人活活地被人把心或其它器官挖出来。一个女人被人用脚踢死。对于党的其它机关所在地也进行了同样的袭击。布达佩斯和切佩尔的反革命屠杀就是这样开始的，当天午后，斯大林大街和市内树林的树上尽是被吊死的人。在纳吉政府存在期间，这些事情继续发生。在农村，屠杀也重新开始了。
在这个时期中，就在我本人和其它领导人决定斥责这个政府并结束这种局势之前，政府各部的气氛就是西方方式的争夺政府部长和其他职位的分赃气氛，每个人都要自己的一份，反动派的野心暴露无遗了。明曾蒂大主教的演说就是一个证明。农民党的一个领袖伊斯特万·萨波则宣布他的党将按照它1930年的纲领来工作，当时这个政府领导人是一个拥有一千五百公顷土地的地主。可以想像，这个纲领是不包括土地改革的。伊姆雷·纳吉让自己日益右倾，不去看看下面所发生的一切，在街道上正流着鲜血。这样，在上面是一朵“民主”云彩；而在下面是一片反革命罪恶的现实。
到这时，为了不让白色恐怖继续下去和不让人民政权归于消灭，我们政府才决定请求苏军援助以拯救社会主义和和平。
反革命运动在几小时之内就被击败了。在布达佩斯，为了竭力尽可能减少破坏，所以对几个抵抗据点的重新占领拖了一两天。
从那时起，反革命势力改变了策略。它用号召进行抵制活动和罢工来代替武器。反革命势力试图重新采取它最初的态度，就是躲在仍然可能影响人民各个阶层（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些不同的口号后面。例如，反革命势力提出要求伊姆雷·纳吉回来领导政府的口号，但是当人们知道躲在外国大使馆里的明曾蒂大主教也刚刚表示他宁愿要一个伊姆雷·纳吉领导的政府，就不难看出这些口号的来历了。
这些政治活动是同恐怖匪帮和有计划地散布谣言配合起来的。
现在问题在于使劳动者了解真象，在经历了这些事件以后，特别是由于只听到人们谈论缺点，他们迷失了方向。
我曾经亲自到几个工厂去向工人讲话，我说明了工人阶级不能让异己分子来领导，也不能听从同工人阶级背道而驰的主张。
现在已经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劳动者愿意回复到正常生活，因此愿意恢复工作。我们确信，在保卫和巩固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就和通过纠正错误以取得社会主义新进展这一事业中能够取得胜利。人民将理解我们。人民知道：在根本问题上，在工厂国有化，土地集体化问题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正确的立场正是党的立场。人民知道始终一贯保卫他们的是党，而且确信：匈牙利的工人阶级、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相信他们的利益所在是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将善于保卫自己的成就。
我们知道法国人民目前正在对法西斯分子配合匈牙利事件在法国发动的尝试进行斗争。但愿法国工人阶级不要受反动派的骗，反动派硬说社会主义事业由于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而信誉扫地。恰恰相反，匈牙利人民对它的社会主义制度感到自豪，而且不会让人使他们脱离这种制度。
匈牙利人民和法国人民还在另外一个方面有共同的任务。如果反革命分子在匈牙利取得胜利，就是新战争的直接威胁。事实证明，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插入一个楔子，从而威胁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
伊姆雷·纳吉借口“中立”向联合国的呼吁，实际上也是把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拖上战争边缘。这也是对法国人民的威胁，这种威胁是任何和平战士所不能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