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开罗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忆开罗
荒芜
塞得港的炮声唤起了我的许多回忆。这些天来，我的脑子里一直浮动着开罗的影子。
十一年前，正当高大的伊朗枣树绿叶成荫的时候，我到了尼罗河上的开罗。我欢喜那个古老的城市。
对于一个初访者，金字塔的雄伟，人面兽的神秘，乃至“大使”舞厅的轻歌曼舞，“牧人”饭店的富丽堂皇，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我却更欢喜开罗的人。每当我想起那个城市，我就仿佛又看见我在那里所认识的人们，他们的音容笑貌来。正是他们赋予开罗以美丽的灵魂，使我对它永远怀着深挚的感情的。
飞机带我飞过“天方夜谭”和“新旧约”中那些名城而到达开罗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那天大约是阴历的十四、五，宾馆外的月圆如镜。据说，大漠中看月出，是开罗的奇观之一。可是我已无心去欣赏那清朗的月色。我的耳朵又痛了起来。在长程飞行中，每次飞机着陆，我的耳朵总要痛一阵子。但那夜却痛得出奇，好像头都要裂开。宾馆的人把我送入诊所，我已经有些晕迷。我只记得有一道强烈的光照在我的脸上，接着一股冰冷的水注入耳腔……。
当我醒来时，我发现我躺在手术台上。两只含笑的、大而有光的眼睛正在凝视着我。
“我的中国朋友，耳朵不痛了吧？”
说话的是一位女医生。头发已斑白了。一张和蔼可亲的面孔，于美丽中透慈祥。而那两道眼光更像冬天的阳光一样温暖。
耳朵果然不痛了。凡是从极大的苦痛中被解救出来的人，对于解救者，都会油然产生像我那时所感到的心情的。我真想吻吻她的斑白头发，来表示我的感激。
“我从心眼里感激你。”我注意到她的半边头发有些蓬松，显然是从睡眠中给叫了起来的。“在这样的深夜里打扰你，我很抱歉。”
“这是我的责任。一个医生的最大的快慰就是治好他的病人的病。而能为一个中国朋友服务，我特别感到荣幸。”
“你怎样断定我是中国人的？”
她笑了，用手指指我的脚。“从前我父亲的一个中国朋友，送过他一双中国鞋，和你穿的一样。”
原来我在宾馆里换上的一双黑布鞋泄露了国籍的秘密。
“再过一刻钟，”她看了看手表，“你的耳朵就会完全好了。昨天下午，一个苏联的海军军官，也因为耳朵痛，到这里来过，我十分钟就给他治好了。你猜他临走时对我说什么来着？他说以后再不担心不能好好地欣赏埃及音乐了。多有意思的年青人！你喜欢我们的音乐吗？”
“要不，我就不来了。我到了开罗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跑来治耳朵。”
“哎呀，实在糟糕！你到了开罗，首先来到的，是这么一个地方，首先看到的，又是我这么一个老太婆。一定得想个补救办法才好。要不然，你带走的对开罗的印象，简直太可怕了！”
她笑得非常开心，非常亲切。我突然觉得，那间小房并不是远在什么重洋之外的异乡，而是在长江边上的自己家里了；面对着我这个人，也并不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外国女医生，而是自己的一位大姐姐了。我们之间的任何距离都不存在了。
她又看了看表。“现在我送你回宾馆。”大约她看出了我踌躇，于是接着说，“不远，只有一刻钟的路。而且我还想顺便去看一个病人。”
她再回到小屋里的时候，手里提了一件夹大衣，殷勤地替我披在身上，一面说：“在我们这里，夜里可凉得很哩。”
外面，清莹的月色，像水晶一样泻在无边无尽的沙漠上。除了几声不知名的虫声外，一片静寂。偶尔，一阵风过，冷气飕飕。路上，她问到中国的抗战，对伤兵的医药特别关心。她告诉我，她父亲一向在英国经商。她从小就在英国读书，后来当医生。为了替自己的人民服务，她回到埃及来。她在开罗行医已经有二十年了。我问她有几个孩子。她说：“多得简直难以数计。我的病人，凡是年青的，我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看。”
在宾馆门口，互道晚安时，她一再要我多看看开罗，多听听埃及音乐。
我让一个当新闻记者的埃及朋友带我去听音乐，他把我带进了一家埃及酒馆。他说，最好的音乐在酒馆里，而酒馆比金字塔更能代表埃及。在这里你才可以看见我们埃及人的性情和风趣。人们劳累了一天之后，晚上，到酒馆里轻松愉快地坐上一两个钟头。他们决不是为了装模做样，才到这里来的。
在尼罗河畔的一条小街上，从一个窄长的门道进去，转两个弯，便走进了一个豁然开朗的大厅。大厅的后面是舞台，一个披着透明的薄纱的姑娘，正随着那缠绵悱恻的音乐跳舞。那舞姿有些像夏威夷的草裙舞，但那身段的婆娑摇曳却更迷人。大厅中间挤满了人，戴土耳其帽或头巾的，穿着长袍或西服的，围坐在各色各样的桌子前面。有的在高谈阔论，有的在喁喁细语；有些人带了妻子或情人来，有人还带了孩子来。你可以听见碰杯声、开酒瓶的“玻玻”声。随着敲桌子叫侍者的喊声、你会看见白衣侍者们，托着大托盘（那上面的酒瓶、酒杯堆得像座宝塔）鱼儿似的在人丛中游来游去。
突然，一只酒杯掼在地板上了。那清脆的响声使得几乎所有的人都掉过头去，连那跳舞的姑娘也微微发怔了。一个留着小胡子的英国军官从他的座位上，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直着喉咙大喊：
“酒，更多的酒！怕我不付钱么？我有的是钱！”他的舌头已经发直，眼睛睁得怪相。
一个孩子哇地哭了起来。有人发出嘶声，更多的人喊“坐下，别挡住我们的视线。”
小胡子的脸更红了，威胁地伸出一个手指头。“穷鬼，当心，有一天我把你们都宰了。”他颓然坐了下去。
“把他赶出去！”有人怒吼了。“把他摔出去！”四下里回应着。
小胡子茫然左顾右盼，想说什么，但在众怒之下，他的脸变白了。他慌忙抓起军帽，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门刚关上，大厅里爆发了笑声，非常愉快的笑声。
我的朋友和我谈起了英国人，谈起了在开罗的盟军。
“他们是怎样看待我们的呢？你从军用飞机场上用大字书写的旅客须知上就可以明白。一条是这里的女人有性病。另一条是当心，这里有扒手。他们把我们当作穷鬼。我们呢，我们把他们看作虱子。”
“我们那里也有虱子，”我说。
“蒋介石也是一个。开罗会议的时候，我们的报纸上登出了他的几张照片。我把他和罗斯福合照的叫做‘主仆图’，因为他们虽然并排坐着，但那种主奴的关系是一眼就看得出来。我把他和丘吉尔合照的叫做‘二虱图’，我以为，把他们比作那种吸血的小动物，再恰当也没有了。”
我们离开那家酒馆时，他若有所思地向我说：“埃及人早已认清了那些虱子，看来，进行一次清洁卫生大运动的时候，不会太远了。”
十一年了，许多事情都忘记了，许多印象都淡薄了。但是那个女医生、那个记者的言谈举止，还有那个酒馆的一幕活剧，历历如在目前。
十一年来，我们两个国家都进行了清洁卫生运动。我们消灭了虱子。埃及也是一样。为了埃及人民的健康，你们两位一定付出了很多心血，工作得够辛勤的吧。你，医生同志，或许已经满头白发；而你，记者朋友，你的额头上恐怕也多添了几条皱纹吧。
今天，当侵略的火焰照红了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当尼罗河涌起愤怒的浪潮的时候，我如何能不怀念你们？我可以想像出来，你，医生同志，一定正在战地医院里，为受伤的将士施行手术。为了一个陌生的外国人的耳痛，你尚且那么关心，当你看见你自己的孩子们炸得血肉模糊，你该如何心痛啊！而你，记者朋友，你也一准正在前线的战壕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赶写着振奋士气和人心的文章。写吧，把那些肮脏的、丑恶的虱子们的原形画出来，让全世界人民都憎恶它们。朋友，你们的神圣工作，不单是为了埃及人民，也是为了人类尊严和荣誉。我们同样感激你们。我们已经作了保证，以全力支持你们。
此刻，我当然也不会忘记小胡子，那以宰割埃及人民为职志的家伙。很可能他又出现在塞得港的什么地方，在已经欠下的无数血债中，又添上了新的一笔。但是如果埃及人民早在十一年前就知道怎样把他赶出酒馆；那末今天，他们更会知道怎样把他赶出沙漠的。
对付虱子，其实只要有手指甲也就行了。（附图片）
开罗东区的一条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