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南斯拉夫电影代表团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访南斯拉夫电影代表团
　　本报记者　林钢
11月28日下午，在北京饭店六楼会客室里，南斯拉夫电影代表团的同志们同几个记者见了面。我们记下了他们的热情和坦率的谈话。
团长萨穆伊洛·阿玛达伊，是一位精明干练的人。他从事电影事业已经有几十年，在南斯拉夫电影事业中担任过各种领导工作。他用两只手在膝前一摊说：
“到中国短短几天，关于中国，“只能说我们有非常愉快的感觉。观感之类，只好留待下次见面再谈了。”
那末就谈谈南斯拉夫的电影事业吧。在1951年，南斯拉夫的电影事业，进行了一次改革。中国的观众和电影工作者，怀着很大的兴趣，希望知道这次改革的具体内容。
“南斯拉夫的电影企业，过去是由中央领导的，经过1951年的改革，中央领导机构的权限取消了。电影企业的管理权交给了企业内部的工人委员会。中央领导机构和企业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工人委员会掌握生产。过去是由中央领导机构来确定影片的全年生产计划，改革以后，各电影制片公司根据自己的条件，如公司的大小、资金和设备的情况，工作人员的多少等等，自己来制定制片计划。他们自负盈亏的责任。电影工作者，包括导演、演员、摄影师、制片主任、录音师、化妆师等各种人员，不再受雇于国家，他们成为自由职业的艺术家，他们有自由权利去同这个或那个制片公司签订合同来拍摄影片。简单说来，1951年的改革就是这样。”阿玛达伊说。
“这个变化使得我们的电影企业必须改进制片过程中的组织工作，提高影片的质量；这个变化也大大激发了电业工作者对影片生产的兴趣。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特长、才能和兴趣，合作拍摄影片。好的电影工作者可以更多的拍到片子，合理地得到更多的报酬；不好的电影工作者得到的报酬就少些。至于那些难得有人请他们拍片子的人，只好去找对于他们合适的其他职业了。
“由于这次改革，过去在部里担任着领导工作的一部分人员，转到了电影企业里来。这些人是有艺术天才和丰富经验的。他们重新得到了机会把自己的创作才能在影片中发挥出来。
“改革对于我国电影事业带来的好处，可以从下面几个事实得到说明：改革以前，南斯拉夫电影事业系统从事创作的人员，大约有一千二百人，而现在只剩下三百五十人左右；过去由于官僚主义的领导，电影系统的行政和技术人员约有二千人，自从把企业交给工人委员会以后，也已相应地减少为七百人左右。人数减少了，然而影片产量却比以前增加了，质量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过去生产一部影片（平均时间）要一年半，现在只要三个半月到五个月。每部影片的生产成本，由大约六千万基那尔（南币单位）降低为三千万基那尔左右，即降低了50％。”
诙谐的，头发有些花白的格奥尔吉·斯克里京（团员、影片“他俩”的导演），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担任着把南斯拉夫语译成俄语的额外任务。现在他回答“南斯拉夫电影工作者怎样提高影片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这个问题。
他向记者们追述了这样一个历史情况：在战争的年月里，艺术家们在党的领导下，作为战士，参加了当时的对敌斗争。斯克里京自己就是在解放祖国的战争中，参加了游击队文工团的。他曾记录了许多最有意义的事件。南斯拉夫的人民电影事业就是由这样一批经过锻炼的人建立起来的。这是重要的前提。
“自然，电影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同艺术家的才能有很大关系。这里又要谈到改革了。”斯克里京说：“1951年以前，我国人民对于影片质量不高的情况，表示很不满意。那个时候的电影生产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央领导机构把一切都规定得妥妥当当的：今年要拍多少部影片，什么样的题材要多少，甚至那一部先拍，那一部后拍，拍成什么样子的，都由领导作了固定的安排。这种作法使得那些没有才能的导演和演员很感满意。像药剂师照着药方配药一样，他们根据上级的规定，一部又一部地生产那些公式化的，千篇一律的影片。无论拍得好与坏，无论影片是否受到观众欢迎，他们总是很靠得住的每月得到一定的工资。1951年电影事业的改革使得这些人的稳稳当当的日子受到了影响。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去同他们签订合同了。有才能的导演和演员扬眉吐气了。他们摆脱了对于艺术创作不应当有的束缚。关于改革以后的成绩，可以谈到今年7月在我国波拉举行的电影节。那次展出的十二部影片是一年中拍摄成的。其中五部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我国的影片在国际上也受到了好评。这次在中国上映的‘小勇士历险记’，曾经在1952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儿童片一等奖。”
有一位记者请在座的任何一位同志，从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谈谈1951年改革前后，在创作方面的不同的感受。
“旧恨新仇”的导演符拉迪米尔·泡加契奇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1951年以前，我拍过二部影片。剧本是分派给我的。我还被具体地指示说，应当怎么怎么拍。于是我按照‘规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开始工作。这两部影片的成绩是不好的。现在，作为一个导演，我可以选择好的、我认为对我合适的剧本来拍片了。每一个电影工作者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的才能。‘旧恨新仇’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这里就可以看到我自己的艺术风格。”
团长阿玛达伊这时插话说：“自然，不能这样理解，改革以前我们的影片都是不好的，改革以后都是好的。改革，使我们摆脱了过去从外国搬来的对于电影事业的管理和领导的方法，走上了自己开创的新的道路。”
在谈到党怎样领导电影工作的时候，泡加契奇说：“党的委员会不指定那个党员来担负那个职位。每个党员，按照他自己的能力，担任导演、编剧或其他工作。如果党员担任厂长，他必需是一个有能力领导全厂生产的人。经常不能完成工作任务的党员，在工作中自然受到淘汰。党不允许制作在政治内容上反动的影片。但是党并不规定现实主义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在艺术方面，党不干涉。”
美丽的尤利亚·斯塔里奇一直安静地听着经过两道翻译的谈话。当她被一位记者要求介绍她是怎样创造“当机立断”中的女护士这个角色的时候，开始有些腼腆。她轻声地说，在创作方面，她的内心感觉很丰富。她说她很抱歉自己没有讲话的才能，不能很好地表达出来。但是她立即慨然答应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请求，为它的听众唱了几支斯洛文尼亚的民歌。用钢丝录音机录的音马上在转盘里放送出来。那低沉的满含感情的歌声，把我们带到了她的遥远的、在潮声激荡中的美丽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