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险些被主观主义毁掉—记云光农业社今年水稻增产的教训—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丰收险些被主观主义毁掉
　　—记云光农业社今年水稻增产的教训—
　　新华社记者　王曼
　　南方日报记者　周德业
11月29日，我们来到广东省揭阳县白云村的时候，全国农业增产模范林炎城领导的云光农业社的晚稻刚收割完毕。我们在这个社的管理委员会和林炎城晤谈。他告诉我们，全社晚稻平均每亩产七百六十二斤。连同早稻计算，今年九百二十亩双季稻每亩平均产量比去年增加71.3％。其中有一点八八亩丰产田，平均每亩达到一千九百二十七点二斤。
在访问的日子里，社员们一再赞美今年风调雨顺的情景。可是，几乎所有的社员都说，今年丰收绝非天赐。中共支部书记林锦河甚至对我们说：“别以为今年丰收靠风调雨顺，今年经历的风险比自然灾害还厉害呢。”
原来早在“立春”时节，县里把采用水稻旱播面积的多少，看作测量干部是否右倾保守的标准。驻在云光农业社的县、区干部硬要林炎城不顾条件百分之百地全面推广旱播。只要他稍稍犹豫，这些驻社干部便用“响应党委号召”、“模范要带头”等半鼓励半责难的话向他施加压力。为了避免带上“落后保守”的帽子，林炎城只得硬着头皮说服社员，带领全社全面推广旱播。但是林炎城和一些社干部总觉得没有把握，天天到秧田里去察看。好几天了，还未见秧苗出土。后来，林炎城再也不管什么“保守”不“保守”了；他和林锦河商量以后，便叫社员另外多播了二十六亩水播秧，以防万一。事实证明，七十六亩旱播秧苗因天寒和缺乏水分而冻死了一半，使得三百多亩地没有秧插。幸亏有二十六亩水播秧苗，才基本上挽回了社里严重缺秧的局面。林锦河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没有走好这步棋，我们社的早稻就不会增产了。”
这个社胜利完成早稻插秧任务以后，到中耕的时候又出现了追肥过多的风险。这不仅增加成本，而且使禾稻倒伏，影响了产量。造成追肥过多的原因是：去年年底，三十四户的云光农业社根据本身的条件，制定了今年双季稻平均每亩产一千七百五十二斤的计划，并且以此向李顺达等领导的三个社应战。按照去年增产的情况看，完成这个计划是可能的。可是到今年3月初，经过转社、并社之后云光农业社已经增加到三百三十七户，耕地面积也扩大数倍。根据新的情况，林炎城便请求县里同意他们修订生产计划。但是，中共揭阳县委员会的负责人却说：“既经提出应战，不能随便修改。”他只答应“额外照顾”多给商品肥料，帮助他们完成原定计划。后来在追肥中，社里就提出
“向肥要谷”的口号。恰巧这时林炎城病了。一些有耕作经验的社员的意见，没有引起社干部和驻社干部的重视。结果，部分肥田追肥过多，早稻禾苗发生早期倒伏的现象。夏收结束，这些早稻的产量比原来的估计低得多。全社早稻只增产18％。
社员对早稻收成不满意而产生的埋怨情绪，使驻社干部认识到计划偏高的危害。这个社终于修订了生产计划。全社双季稻每亩平均产量从一千七百五十二斤改为一千五百六十二斤；丰产田的产量从两千一百五十斤改为两千零五十斤。修订了的计划还规定，晚稻的主要增产措施是在60％的面积上推广单株密植。按照当时社里的条件，吸取去年丰产的经验，这个计划是可能实现的。可惜的是在推广单株密植的先进经验中，有些社干部和驻社干部却听其放任自流。同时，插秧的劳动定额长期没有搞好，社员为了争工分，不愿意采用费力较多的单株密植法。这时，林炎城又因病而去县城里医治。中共支部书记林锦河要求社员力争完成单株密植的计划，没有得到大家的支持。林锦河便进城去，把情况告诉林炎城。两人赶紧回社，一方面召开社务委员会，批判放任自流的态度，另一方面修订劳动定额，把插单株每亩用二个工提高到三个工。最后，全社晚稻单株密植的有一百七十六亩，其余都是小株密植。经过几度波折，社干部和驻社干部都深深体会到农业技术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在晚稻施追肥的时候，社的管理委员会先对全社稻田作了调查，根据土质和禾苗生长情况，决定施肥数量，然后组织各生产队有经验的农民施肥。因此，禾苗都生长得一般好。收割的结果，许多原来是低产田的产量，都赶上了高产田。
云光农业社一年来冲破重重人为的障碍，终于取得了丰收。林炎城在回忆这段艰苦的路程时舒了一口气，说：“这一年给了我们很多的教训。人人都想增产，多收一些粮食，但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这样，增产就会变成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