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经验”的来历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一个“好经验”的来历
　　胡焕明　陈秉彦
　　被中共上饶县委农村工作部到处介绍的一条“好经验”，原来是少数干部单凭主观意图捕风捉影制造出来的，根本不是什么经验。
上饶地区各农业社总分配准备工作开始后，不断发现瞒产现象。真相怎样，解决的办法如何，我们很想知道。
我们访问了有关部门，但没有可靠线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那知“得来全不费工夫”。11月8日，中共上饶县委农村工作部一位负责人——吕庭藩同志突然热情地送给我们一份“吉阳乡清理实产的几点体会”的油印材料，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处理瞒产问题较好的经验，县委很重视，已由农村工作部将它介绍给各乡党组织学习去了。县委的机关报“上饶报”已经把这个经验放在一版头题的地位上刊登出来。吕庭藩同志还着重指出：“这是我们农村工作部派去的干事姜桂森同志亲自在那里协助搞的。”
我们没有道谢就先看材料。这篇材料写的虽不长，却叙述得头头是道，有条有理。有瞒产的具体情况——全社十九个生产队，有十六个生产队集体瞒产，队长都参与其事；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包括准备工作，思想动员，详尽作法，经验介绍，最后还有四点体会。体会中着重强调了怎样“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如何发扬干部“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和“自始至终贯彻思想发动工作”，进行爱社教育。因此，效果十分显著：产量查实了，近四天中，搞出七万一千余斤瞒产稻谷。
这份材料写得这样的有声有色，只要再补充一些具体内容，马上就是一篇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报道。于是就在当天下午，我们冒着初冬的细雨，赶到吉阳乡民锋农业社里。
当我们跨进民锋农业社办公室
（党总支、乡人民委员会也在这里办公）的时候，里面正坐着不少干部，有的在聊天，有的在打盹。
我们掏出工作介绍信，问“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姜桂森同志在吗？”
“啊！是了解我们清产经验？那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打算向报纸投稿哩。”一位在埋头画表格的同志连忙站起来，看过介绍信后，一边笑嘻嘻地和我们握手，一边招呼在座的干部：“大家都到前面来，赶快向记者同志介绍处理瞒产情况，党报这样关心我们，大家要好好说清楚。”
办公室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人们停止了聊天，打盹的人也睁开了惺忪的睡眼，不约而同地互相看了一眼。片刻，他们小声地议论着：
“我不摸底，谈也谈不出来呀！”
“那是他和总支副书记搞的，叫我们怎样介绍呢？”“…………”
谈话刚刚开始，他们就一个个地溜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了姜桂森和乡总支副书记邹良基。眼看着出现了冷场局面，还是姜桂森急中生智，连忙说：“好吧，他们都有工作，我先把详细情况谈一谈，然后让老邹补充。”
他打开笔记本，郑重其事地说：“我们先来分析瞒产的原因：第一可能是群众对粮食政策不摸底，思想顾虑很大；第二可能是队与队之间有怀疑。总之，队里的干部可能存在片面的群众观点，预先开了会，集体来瞒产。”
“可能？你们调查了吗？”我们忍不住插嘴问。
“你们不要以为‘可能’就不是事实。”姜桂森似乎对我们的问话有点不高兴，语气马上变得沉重起来：“这是县委书记在上次三级干部会上指出来的瞒产原因，我虽没有调查，但这里的情况一定也不会例外。”
他越说越有劲：“嗨，你们还不知道，这个社瞒产的花样真叫人难以捉摸：有的是用老秤进，新秤出；有的是进秤高，出秤低；有的是按人口或按户先私分了一部分；还有的是收多报少。可惜，我整理材料时忘记写上去。……”
“不，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些瞒产方法，搞出来的粮食都在队的仓库里，那些方法是在片的会上一位负责同志说的。”邹良基感到姜桂森说的情况不符合事实，立即插话纠正。
“看，你的忘性真大，我早不是说过吗，他们现在把谷留在仓里没有分，估计一定有分的打算，不然，群众怎么不透露一点风声。”
材料上写的全部是肯定的事实，在充分动员群众解决瞒产问题的经验中，还明明写着“发动社员提疑问点”一项，怎么现在谈起瞒产原因时，忽然全部变成了“可能”、“估计”和“群众不透露风声”呢？我们提出这个疑问，再三请他详细解释。
这时，姜桂森有些发楞，他合上笔记本，手托住腮思索了许久，才慢吞吞地说：“我们发动群众还不够充分，这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不过，客观上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你们分析一下吧，这一段冬种、普选加上征购粮，几项工作挤在一起，每日向上级汇报情况都感到时间不够用，那有时间去征求群众意见。幸喜我和老邹分工合作，来个大胆怀疑，召开了三个会议，一下子把瞒产问题搞清楚了。要不然，别想取得这个成绩。”
“是呀！那三个会议起的作用的确非常显著。”姜桂森谈到这里，邹良基即速把话接过来说：“就拿队长以上干部会和社员代表会（都是队的主要干部当代表）来说吧，我和老姜整整向他们讲了两个大半夜：谁要瞒产不报，将来受法律制裁；常言说：‘雪里埋不住死人’，
‘纸里包不住炭火’，给他们加了些压力，没有几天工夫，各队就老老实实把瞒产数字报上来了。”
邹良基兴致勃勃地继续说下去：“另外我还亲自进行过突击查账清仓的工作。十三队队长邹良海，我早就怀疑他会捣鬼，去年在初级社听说他瞒了产，今年转了高级社，手脚也一定不会干净。那天我借催送公粮名义到他们队里措手不及地给他来个大检查，果然证明我的怀疑‘十分正确’，他们队的账上比向社里报的稻谷数字多一万六千三百多斤。稻谷在仓库里放着，他们还提出理由不承认，其实赃证都找出来了，赖也赖不掉。”
“解决瞒产的缺口打开了，那些瞒产的队长也吓慌了，有的连夜清仓，有的主动向我们‘交代’，我们力气省了，也‘启发’了干部的自觉，真是一举两得。”
他的话，深深地淹没在他们得意的笑声里。……
我们来到了他们打开缺口的第十三队。这个队的情况原来是这样：割中稻时，负责统计向社里汇报稻谷数字的保管员走了四天亲戚，委托一个经常给他帮忙记账的社员暂时代替他的工作。他回来那天，那个社员恰巧被派出搞副业去了，两下没接头，那个社员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保管员怕出错误，准备等到那个社员回来将账目弄清楚，再报到社里。当邹良基来查账盘仓时，保管员马上向他作了口头报告，队长还检讨了自己工作没有尽到责任。可是邹良基不分析客观情况，硬把他们在仓里放着的、账上记着的粮食说成是集体瞒产。姜桂森听了邹良基的汇报，又给他们加上了一个订有“攻守同盟”、“不准社员透露消息”的罪名。其他各队得知这个情况，都怕戴上“瞒产”的帽子，纷纷清仓结账，有的将原来准备和其他秋收作物一同上报的晚稻稻谷数字连夜送到社里；有的谷未晒干，也只好先报后晒……。就这样大家也还难免要戴“瞒产”的帽子。队长们向他们申述理由，他们也置之不理。召开队长以上干部会时，又是他们“雪里埋不住死人”的长篇大论的“训话”，不让大家有发言机会。十三队队长气的没办法，只好埋怨自己，又去批评保管员，说他糊糊涂涂“丢了全队的脸”。保管员近日来又是愁，又是怕，耽心会坐班房，无心生产，吃不下饭，坚决辞职不干。还有些队也为此事闹得人心惶惶。
这就是这个被县委重视、被农村工作部到处介绍的“好经验”的来历。
（原载江西日报，本报有所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