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编辑的呼声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一个编辑的呼声
　　萧也牧
最近以来，报刊上登了不少编辑乱改文章的事。我也是编辑，看了心里总觉得沉重。这倒并非是因为同行受了指责的缘故，而是觉得我们的编辑工作中确实存在着问题。报刊上所指出的那类事，依我看是算不了什么的。在我的同行中，有人不识“蔡中郎”，而改作“蔡郎中”的，也有不知“文抄公”，而改作“抄公文”的。好事的人还编了付对联相赠：“文抄公就业抄公文，蔡中郎改行当郎中”。这种事，似乎可入“笑林广记”，然而，这是事实。
“编辑水平所限”之类的话，暂不说他。自己不懂，为什么不查查问问？不查不问，改了又为什么不让作者看看？文章到了编辑部里，也不是一个人看了改了就算数的。审稿有初审、复审、终审，三审而后，为什么还把它印了出来？
显然这些编辑是很荒唐的。可是当真把编辑部付排前的原稿公开展览一下，观众一定也会吃惊，原来某些作者、译者，其荒唐的程度并不小于编辑。
旁处我不清楚，就我所服务的那个出版社的情形来看，来稿中，有十分之四，我敢说，作者译者写了译了之后，是连一遍也没看过的。原稿上别字之多，语法、标点错误之多，错译漏译之多，很有资格被讲授“语法修辞讲话”的先生们用来给学生作改正错误的习题。
在译稿中更其如此。把“文学作品的细节”译成“文学作品的零件”，把“杰克伦敦”译成“伦敦的杰克”。“留着白色方形的痕迹过去悬挂过镜框的地方在墙上”之类的句子也出来了。甚至有人在原稿上留着空格，并在一旁用铅笔批道：“此句百思不得其解，请代查字典，补译填入。劳驾！”也有人索性整整空了一、二页，并在旁批示道：“请编辑同志代译。因此节原文较难理解，而我应××××社之约正在赶译旁的作品，苦于无思考的时间。”于是，这样的事就出来了：一部三四十万字的译稿，经三人校对原文，四人作中文修改，印出来以后，尚留有黑白性的错译达三十九处之多。也有一部二十万字的外国作品，拆作四份，由四人合译。四位译者齐头并进，四份译文先后送来由编辑部“统一”的。于是，好几位编辑进行了“流水作业”，校的校，改的改，补的补，忙不过来，连外国文字母也不甚了解的人也插一手，帮助统一文笔。这种做法，更助长了某些译者的偷工减料，于是“翻译掮客”，也出来了。根本不懂外文的也跑去和人“合译”了。这两位合作者，由于版税分配不均，直到现在还在上海人民法院里打官司。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说的那些译者里边，也并不都是可以等闲视之的人物。可惜吴敬梓先生死得太早了。
碰到这样的稿子，编辑部的办法本来可以简单一点——一退了之。当编辑的何以如此死心塌地地一一代查代译代补代改，难道是为了借此显显我们当编辑的本领？
这样的事，使我感到困惑，也使我感到沉重。
何以产生这等怪事，自然一言难尽。但有一点是很分明的，我们这些当编辑的，连同某些作者、译者在内，谁也不承认：作品是作家写的，作品质量的高低好坏，取决于作家的劳动。作品应该而且必须
（至少是主要）是由作家独力完成的。译文是翻译家译的，译文质量高低以及是否译得准确，取决于翻译家的劳动。译文应该而且必须
（至少是主要）由翻译家独力完成的。
同时，也不能不联想到我们现行的编辑工作制度和作法。不论办什么事情，务必按事情的性质和特点来办。办工厂有办工厂的办法，办学校有办学校的办法。二者性质不同，办法也就各异。唯独我们的编辑工作，似乎可以不按创作（包括翻译）劳动的性质和特点，不按由此而产生的编辑工作的性质和特点来办，这是症结的所在。
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是按“计划”“生产”的。“制度”“计划”之周详，比之工厂，实在有过之无不及，并设专门机构，主管催办检查其事。
当“作品”还在作家肚里的时候，编辑部得事先拟定全部“选题计划”，类乎工厂生产品和生产量的计划指标。根据“选题计划”物色“对象”，四出约稿，一一和作者译者订好“合同”，预付“定洋”。“合同”上规定了字数，又规定了交稿的日期。这和定购什么机器的区别并不大。约定字数和交稿的时间，已经使作者、译者为难，至于作品的质量，恐怕作者、译者也是不敢保险的。但是编辑部却要根据“合同”，定一个“发稿计划”，书名、字数、内容大意，一一写明。既有“年度计划”，又有“季度计划”，还有“月度计划”，甚至哪天发哪本稿子，都要事先规定好的。书未出世，新华书店也就根据每本书的“内容介绍”决定了书的印数。可见初版书印的多少和“内容介绍”写得好坏是很有点儿关系的。
临近发稿，而稿子迟迟不见来，这就紧张了。只好赶紧催稿，平信、航空信、长途电话、电报……近代各种通讯工具全得用上。催也不来，那也没法。只好延期发稿，这自然是编辑的失职。轻者口头批评，重者上黑板报，以至“年终鉴定”时，也要记上一笔。“计划即法律”，完不成计划而受到这种处分，这已经不算回事了。
幸而稿件被催来了，但已迫近原定发稿期，那怎么办呢？办法是
“突击”。甚至采用曾在建筑工人中流行一时的“流水作业法”，集数人之力，对原稿进行“加工”，以求如期完成“发稿计划”。遇到认真的作者、译者，原稿已是“成品”，无须编辑代劳“加工”，问题也就不大了。若是“半制品”或是“未完成的杰作”，这就苦了编辑。“突击”“加工”“加”出来的货色，也未必见佳。作者、译者皱眉，读者不知其中究竟，当然要骂，而编辑只能叹气了。
以上所说的种种编辑工作的制度和办法，我疑心就是用来办工厂也是办不好的，就说用来做一只椅子，想必一坐就塌；用来做一双皮靴，穿了也要蹩脚；用之于编辑，若不出毛病，那倒是怪事了。这种办法，对排印书籍的印刷厂，对发行书籍的书店，确实有利于进行“计划生产”。但是，我们并不是为印书而印书，为发行书而发行书的呵！
自然，改进编辑工作，提高编辑水平毕竟是根本问题。当编辑的应该是个博学的人，某些方面的水平应该高于作家，至少和作家的水平不致相差太远。但是，现在当编辑的，除了极少数的前辈而外，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文化、知识、业务水平原本很低，生活的根基更浅。凭什么去鉴别和判断一部作家的作品？加上现行的编辑工作的制度和办法，无法挤出时间来进行补习和进修，更没有机会去接触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在我们编辑中，苦守写字台，七、八年不出家门一步者绝不是少数），也腾不出手来研究一下我们的工作，甚至没有充分时间从容地揣摩一部原稿。担负了一点编辑行政工作的，那么就连看稿子的时间也被挤掉了。因此，实际上编辑部里的稿件，大部分倒是“助理编辑”、“见习编辑”在处理，包括不识“蔡中郎”不知“文抄公”的同志在内。这似乎是在造谣，然而真实的事情，有时候看来倒像是捏造出来的。
感到肩上的重量，难免要叫苦。我们出版界以外的前辈，倒也常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说编辑是有功劳的，编辑是“无名英雄”。其实我们所以叫苦，并不在于争功名，而是觉得“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事不好办，觉得需要彻底改进我们的编辑工作制度和方法，觉得需要按照编辑工作的性质和特点来办事。
切盼主管出版事业部门的同志，暂时放一放手头种种“计划”和“报表”，到编辑部里来听听编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