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调人充实下层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全面合作化以后，农业生产工作更复杂更繁重了，但是直接领导农业生产工作的干部反而大大减少了，显然，这是很不合理的。
希望调人充实下层
林韦
半年没做“正经事”
10月份我在山东泰安县的时候，党的县委书记有一次在闲谈中开玩笑说，他觉得自己半年来没有做什么“正经事”。他对“正经事”的解释是：沉下心来住在乡间，住在乡村的干部和农民中间，好好地组织和领导大家从头到尾做好一件重要的工作（当然，目前阶段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办好农业合作社，使农民增加收入，社会增加财富，同时完成国家征购农产品的计划）。他说，他和其他的县委同志们有时候也下乡看看，但很少能像过去那样深入下去。原因主要是：县级机关和机关中的部门都在不断地增加，各个部门又都无例外地要求县委大力加强对这部门的领导。各部门的会议和文件一天天增多，每一个部门有人从上面开会回来都要求县委开会听传达，每一个指示来了都要求县委讨论布置，结果是县委把大量时间用于在家开会，很少能够抽身下乡了。
领导办社的人大大减少了
从山东泰安县转到河南辉县，我发现那儿也有类似的也许是更大的问题——经常驻在乡间指导中心工作、指导农业合作社活动的普通干部也大大减少了。
辉县县委派驻胡桥中心乡的工作组的同志们告诉我，去年以前，这个中心乡属于第十区。这个区一共有二十四个干部经常在各乡各村指导工作。其中有十个是区级干部（党的区委委员和正副区长等），十四个是一般干部。撤区以后分成两个中心乡，领导的地片一样大，但经常在乡村指导工作的干部却减成了八个人，其中三个是区级干部，五个是一般干部。这就是说，原来的人有三分之二走了，只剩下三分之一。胡桥中心乡包括三个乡，共有十九个行政村，四千多农户，组成八个很大的农业合作社，每社平均五百多户。但这个工作组里区级干部加上一般干部一共只有四个人。这里所说的一般干部，包括刚刚脱离生产的没有经验的青年。要他们去解决农村中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实在是很困难的。
关于八个农业合作社的情形，工作组同志们说是有五个社增产了，一个社不增不减，还有两个社减产了，其中清下佛社减产达44％。四路口社减产10％。减产的原因，从客观上说是下雨太多，遭了水灾。从主观上说，则是党组织，对农业合作社的生产缺少具体领导。夏收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小麦长得很好，可是临收割时大雨一连下了十多天，水淹了。雨后各村都需要马上有人去组织农民排水，抢救庄稼。可是，十九个行政村（八个社）只有四个人去指导，根本顾不过来。清下佛社和附近的小庄社，一共包括六个村，一千一百多农户，只有一个区干部去跑。顾此失彼，实际上扔了清下佛社。结果这个社的社员们没有能够发挥集体的力量，排水抢救工作没有作好，小麦有40％霉了
（有领导的社发霉小麦都在20％以下）。仅这一个社，国家少征购粮食十二万斤。社员受的困难就不必说了。
辉县第十区原来的三分之二的干部都哪儿去了呢？据说有的到了县府各科（有些已扩大成局），有的到了食品公司，有的到了新华书店，有的到了供销合作社（这些工作都是重要的，但是把领导中心工作的干部抽走是不是对的呢？）……总之，他们都离开了领导合作化运动和领导集体生产的岗位。
胡桥中心乡的这种状况，并不是仅有的例外。11月10日我访问辉县县委会的时候，几个县委书记、委员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们都说，直接在乡间领导农业合作社的干部现在大大减少了。他们告诉我：在初解放的几年，辉县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一共是五百人的样子，这些人大部分时间在乡间工作。仅计十个区的区干部，总共就有二百五十人左右。加上县里经常下乡的人员，全县三百五十个行政村，几乎村村都有专人负责领导。大家认为那时候党同农民群众的关系是密切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就是在去年，各处都只有一些三、二十户的小农业合作社的时候也几乎每社都有专人负责经常指导，所以解决问题比较及时而深入，生产也组织得比较有秩序。但是，在农民几乎全数入社，全县农民变成了一百九十八个各有数百户人家的大社，急切需要党来具体领导组织大生产的今年，经常在乡间直接领导办社的干部却减少到了历年来的最低数字——只剩了县委派驻各中心乡的六十六名工作队员。加上县里下乡的人员，恐怕也很难经常达到百人。最近，听说工作队取消，全县二十个乡都已派原来的区干部去当乡长和党支部书记；另外全县山区保留了三个区的编制，共有三十来人；县里还有十来个巡视员。经常在乡领导办社的干部据说总共达到了一百零二人。这个数目同解放初期几年相比，仍不及半数，甚至不及三分之一。而现在全县脱产工作人员总数却是一千八百人（等于原来五百人的二倍半还多）。
　 很多问题没人帮助解决
经过过去几年的合作化运动，乡村中已经涌现出许多有能力的办社人员，能够很好地组织集体的生产劳动，所以辉县在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上今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全县水田由过去的二十六万亩突增至四十八万亩。但是，由于所有的社都由数十户一下扩大到数百户，乡村干部都表现出经验不足，劳动组织和分工、计工（计算劳动）等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解决，这就形成一种混乱，大社尤其混乱。有的农业社二、三千户，南北十来里，好些村庄合在一起，农民的日常生产活动都要求社干部来“吩咐”，而社干部得不到上面干部的经常帮助，生产组织不好，结果有不少社减产了。三交口过去是余粮社，今年成了缺粮社。二千四百多户的南村大社，今年也减产了。全县五十六个受灾社，有二十个社经抢救没有减产；其余三十六个社无人组织抢救，或抢救不及时，结果减了产。据说未受灾的社也有减产的。
这问题似乎应该由县委负责，但县委不能完全负责。每一个系统和部门，都有上面规定的编制人数。依据编制，各系统各部门都有权拥有现有的以至更多的工作人员。辉县财贸部门十九个系统统计，现有人数是九百多名，按编制是一千四百多名，还缺五百名的样子。仅仅为了满足财贸部门的编制名额，就是把现有的领导农业合作化工作的区干部统统抽光，还缺四百名。
县委们告诉我：上面有时候也派一些人到农村里来检查和帮助工作，了解农村的情况和问题，但只是了解，并不解决，村里社里大大小小的问题依然如故。而由于上面各系统经常来要这类那类的材料，反而对下面形成一种沉重的负担。据说各乡里都有两三个干部经常苦于应付上级，无暇到群众中去工作。
新乡县长也同我谈过农村领导的情况。从各方面看，这两个紧邻县份的问题都是十分类似的。
　希望调人充实下层
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同志对这问题也有同感。他说：像全面合作化以后第一、二年这样关键性的年头，就是从中央机关和省、市机关抽调大量干部下乡来领导合作生产，也完全应该。从上级机关干部拥挤的情况看，抽人也是可能的。他认为专区以至县级的领导机关，各系统，各部门，也并不需要现在那么多人，可以大批地抽出来充实下层，加强对农村的领导。他说：如果各系统人马都齐全了，而农业社都减产了、垮了，大家还是什么也干不成。
这些意见，我以为是正确的。苏联的经验早就告诉我们：消灭剥削制度和改变生产关系并不是最困难的。这只要把旧的一套打碎就行了。要组织亿万人民的新的经济生活，这是一个更加困难和复杂的任务，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力量。从辉县等地的农村情况看，事情似乎是相反的：我们在组织农业合作社
（改变生产关系）时曾经用了很大的力量；但组织集体生产的时候，有些地区和有些人却企图只付出很小的力量。
豫北地区好些人说：“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削弱了。”这话似乎不大科学，因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除了配备乡村工作人员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内容。但是乡村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办社人员的多少和强弱，确实不应当被看作小问题。一个社的减产，在我们是纸面上的一点“教训”，对农民却可能是意味着吃不饱，穿不暖，没盐吃，没煤烧，有病不能治……。现在农民一切困难都要靠社解决，祸福苦乐，都在这里决定。而我们对这样的事情只付出很小的力量，这是可以允许的么？
合作化的农业生产比个体的农业生产优越，高级的合作生产比初级的合作生产优越。但是，这种优越性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充分发挥出来。要充分发挥这种优越性，首先需要调集很多很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普遍地深入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随时随地帮助解决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