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警和毖后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告警和毖后
唐弢
读了长工同志“不会治疮就不能告警吗？”（11月30日人民日报八版）一文，我举起双手赞成。我认为这样来理解批评，特别是用杂文形式所写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杂文一般都比较短小，我们可以要求作者对所提问题作全面的考虑，却不可能要求作者在文章里写得面面俱到。根据我们过去的传统，杂文往往只是提出问题，却不必像“买一送一”一样，同时奉赠解决问题的办法，它的作用只在于长工同志所说的：告警。
不能看轻的是这告警的意义。
从这一意义出发，我还想补充两点：第一，一篇批评的出现，固在于给被批评者看，更重要的是给大家看，这才使批评有普遍的意义；第二，一篇批评的作用，固在于使可以改正的立刻改正，更重要的是给今后工作做参考，这才使批评有深远的作用。至于什么应该立即改变，什么应该留待以后工作中修正，那就要靠被批评者权衡问题的轻重，作适当的处理。如果认为只有立刻发生实际效果的批评才算批评，那就不仅缩小了批评的意义，实际上也是在歪曲批评，或者根本取消批评。
不幸在现实生活里竟还有这样的事实，谓予不信，可以12月2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苏列群同志“读‘死’有感”为证，下面是最精彩的一段：
“……就是对纪念鲁迅，有人的想法也违背了鲁迅的意志，总想为鲁迅的坟墓多争一点地盘，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纪念鲁迅似的。我以为，人们忆念鲁迅，开纪念会、迁墓、设纪念馆，这些出于由衷的崇敬，对于鲁迅要求的‘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是应该像收受‘老朋友的’钱一样，‘不在此例’的；但如果以为必须把虹口体育场挤掉，才算纪念，就同鲁迅的遗嘱相违背了。——鲁迅是从来没有不让别人快乐而图自己安逸的（例如不乐意别人在自己同朋友把臂促膝谈心时踢足球之类），把花了一笔不小的钱在几年前早就建立起来的体育场拆掉，损害广大爱好体育的群众的利益，如果鲁迅在天有灵，想来决不会同意……”如果人们读过我的“不必要的‘门当户对’”（11月13日人民日报八版），就会知道，这是专对我的文章而发的；如果人们不用苏列群同志那样的眼睛来看我的文字，也一定会知道，我所提出的是一个安排问题，同时说明谁应该对这个问题负责。近年来我国体育运动的突飞猛进，我是看到的，拥护的，我认为这是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情，所以在短文里一再声明，我不是主张“偃武修文”。苏列群同志毫不考虑别人的意见，故意扭转笔头，将我形容成为过去上海滩上的“二房东”，在那里闹“赶搬家”的把戏，不仅赶，而且还要“挤”，还要“拆”，给我画上一个恶霸的脸谱。我很尊敬鲁迅先生，也自知不足以知鲁迅先生于万一，但我的确没有想到：鲁迅先生也像军阀一样需要“地盘”，而自己又还有责任替他去争“地盘”，我佩服苏列群同志有说出这样话来的勇气！
“不让别人快乐而图自己安逸”，的确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对“把臂促膝谈心”者如此，对“踢足球”者也如此，这就是我主张应该有适当安排的原因。我不知道苏列群同志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我没有主张“拆”，也没有主张“挤”，因为我确切知道，这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血汗。幸亏运动场可“拆”可“挤”，给了苏列群同志任意加罪于人的方便。倘使换了别一场合，譬如前一时候，由于饲养不当，上海死了一大批鸡鸭，如果我批评了这件事，难道也能够说我是横蛮地在主张把死了的鸡鸭一齐都弄活过来吗？
让我再说一遍：批评的最大目的在于告警，在于毖后。目前能够改变的，当然也应该看条件求其改变。譬如文化俱乐部前面，就可以拍网球，打篮球，踢足球（我前文指的并不是“踢足球”，可以复按），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锻炼场，而不必在那里开运动会，放大喇叭。这就是一个适当的处置。为什么一定要歪曲别人的意思，栽进“挤”或“拆”去呢，敢问？
我们的批评空气太稀薄了；我拥护苏列群同志这句话：不要“听不得别人的批评，见不得别人的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