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
回春
十五年前，我参加一个研究室的工作的时候，曾有一番富于趣味的经历。
同事的都是知识分子。那时大家差不多都有以“天下第六”自居的气概，只对世界上有五个人物还是谦让的。这一批“天下第六”碰在一起，情况是可想而知的了。但有一个好处，就是热闹，天天争吵的热闹；而且争吵还是同志式的。
后来整风了，很有效，大家都把“天下第六”否定了。但从此就谁也不理谁，遇问题不再争，甚至不再谈了，冷冷淡淡，团结反不如前。谈心的结果，原来是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不是“第六”了，你们也不是，大家都是半斤八两；我不想使你们服，对你们我也不服，谈和争有什么意思。
领导人注意到了，召开一个会，讨论这“半斤八两”思想。大家是学过辩证法的，讨论得出了结论，认为，彼此虽然是半斤八两，但并不因此就没有互相截长补短的地方了。只从量的方面看，半斤与八两是无差别的；若从质的方面看来，那么，一个是半斤豆腐，另一个是八两白菜，其他还有半斤萝卜，八两猪肉………等等；要是把这种种半斤八两的东西烩在一锅，味道就会好得多了。
理论上得出这个结论，实践进一步证明这是真理。那时候，大家的任务是编一套政治、文化的教科书，但处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环境，参考书非常之少；而各人负责编的一种，许多地方要牵涉到别人的知识范围。例如，编哲学的有时要联系到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等等，其他亦然。在这样的时候，每个人就感觉到只凭自己的半斤是不够的，还得利用别人的种种八两才能广益。后来又发现了，自己有半斤，在别人只有三两、四两的同一东西，也还有质的不同；往往别人的一、二两正是自己所缺少，学习过来，可以使自己成为九两、十两的。从此以后，骄傲自满的情绪基本上消除了，真正的团结形成了，而工作任务也较顺利地完成了。
这一番经历不但有趣，其中的教训也极有益。但是，解放以后，我知道那时候的同志，有几个又发了骄傲自满病。原因可能很多，据我自己的体验，则有两个：一是做了一定范围的领导人，于是就不管在大天下是第几，在小天下里则相信自己总是“第一”了；另一个是条件好，得书易，凡有所阙，就直接求书，不必求人了。当然，根本上还是因为意识不端。
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局限性的原因之一，是在穷乡僻壤过着隐居生活，没有机会，
“在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来形成自己的思想。”这话常常引起我的深思。现在有一些人，生活在热闹的科学研究环境里，周围的人很多，不但才智相当——半斤八两的人多得很，而且比自己高明的人也很多，而且，一般是处在友好的关系中；但是他们也常有钻在井底的感觉。这，一方面，还是由于自己的意识不够端正；但另一方面，有些领导者的不注意，也是原因之一。我看到有些科学研究机关，领导者整天忙于行政事务和整顿思想意识，不积极组织科学问题的讨论和批评。有些研究人员自发地集合起来讨论讨论，批评批评，就要被指为不安分。那么，人们就只好孤独地死抱固有的半斤八两，自甘永作井底之蛙了。
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之后，一般情况是大有改变了。但是，最近，我旁听了一次科学讨论会，却看到一种反常的现象。这一次会，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组织的，在这个机关里还是第一次，参加的有两、三百人，讨论的都是当前报刊上在讨论的问题，如“我国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的性质”、
“我国现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等等。讨论很热烈，不同的意见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大家的兴趣很高。最后是领导人作结论了，大家当然很欢迎。但是，这位领导人，一开始就批评：第一是，到会的人不应该这么多；第二是，会场上不应该摆花盆，摆了是铺张浪费；第三是有些问题不值得讨论，讨论了是教条主义倾向；最后是，对于他认为值得讨论的“我国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的性质”这问题作结论了，他说，他认为这矛盾是对抗性的，他早已讲过，而且还要发表文章。他欢迎大家反驳，但是，他又说：“这是事实，你们驳不倒的。”
我是旁听者，对许多情况不了解，例如，参加讨论会的“法定”人数究竟该是多少，我不知道。至于提问题和发表意见有教条主义倾向，我看在目前是很难避免的事。摆花一节，似乎是浪费，但我问了布置会场的同志，知道那几盆花，原来是经常摆在会场外面的台阶上，并非特地为这次会议买来的；那么，这“浪费”，不过是从台阶到室内，暂时移置了一个地位而已，问题也不大。我认为重要的是，这位领导人，在会上竟预先宣布他自己的“我国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这意见是“驳不倒”的，而又叫人驳；他既然注定是“不倒”的，那么，别人的驳，不是注定非“倒”不可么？谁还敢驳呢？
我以为，这位领导人所代表的风气，对于百家争鸣，乃是一股逆风。这逆风的成分是“老子天下第一”加上“专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