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员下放”想到的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从“人员下放”想到的
凌微
黑龙江水利厅抽出38％的人员下放到专区和县的措施，据黑龙江日报报道，是在水利厅任务即将加重的时候所采取的。而据该厅计算，在人员减少、任务加重的条件下，还是可以完成任务。这就说明在精简以前，该厅多用的人员并不只38％。究竟多用了多少，报道中没有提到。
这个报道使我想起11月初在河南访问的时候听到的一些情况。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同志在他向当时正在召开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所做的报告中举例说，省委工业部长起草了一个文件，在部内看过以后，觉得工业方面的问题应该由省人民委员会的工业厅办理，就送过去了。工业厅的同志们看了，觉得自己也不好单独处理，又送给专门研究工业问题的工业办公室。工业办公室的同志们看了，觉得应该经过省委，又送到省委机关。省委秘书长一看是工业方面的问题，又批到省委工业部长即原起草人那里去处理。
这个例子超出了一个厅的范围。从这里可以看到：不仅是一个机构中人太多了，而且机构本身也太多了。至少像工业办公室这样的机构是可以考虑要不要的。杨珏同志的报告以开封专署为例说，这个专署除正式编制外，还有生产、救灾、山区规划、种子、畜牧、沙荒调查、技术推广、治淮、水利、防汛、提水工具、审干、肃反、工业手工业审干、工业手工业肃反、工资改革、工资调查、转建、移民、选举、粮食、煤炭、物价、运输、油脂、扫盲、竞赛等二十七个办公室，有一个科竟有五个办公室。报告人认为，这些办公室大部分可以撤销。
河南省委机关今年8月份一个月发出文件三百六十二种，一百零六万字，每天平均三万四千多字。这是发文件较少的月份。据说平常月份一天平均四万到六万多字。这些文件需要多少人来起草、修改、印刷和发行啊！发出去以后怎样呢？没有全面调查，很难说。我只记得新乡专署商业局长郭兴盛同志在闲谈中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文件太多了，看不完，看看标题就归了档。”他说得很坦然，并不因报纸编辑在座而有所避讳。可想这种作法很一般，不算什么大的过错。我问他每天来多少文件，他说今年第二季度的统计是一天平均收七十件，这是平常数字。多时八十件以上，少时也有六十件。很明显，这样多的文件如果都要局长逐字逐句地看，局长就只有放弃一切工作，整天专看文件。所以，“看看标题就归档”的办法，不得不被承认为聪明的和正确的。
发文件方面的这种平白无故的巨大浪费，似乎很难理解。但是同前面所说的那么多的重叠机构和多余人员联系起来一想，问题也很明白：那么多的机构和人员如果不发文件，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政治积极性往哪里发挥使用呢？可是如果让他们经常下厂下乡，那又何不把他们干脆配备到下层领导岗位？干部逐级下放，一方面可以减少文牍、克服上层机关的官僚主义，一方面可以加强下层的领导，使党和人民的关系密切起来。
一层层挤下去，基层的原有干部（比如乡干部）怎么办呢？我看也很简单——大部分人都回生产岗位（当然上层机关也有一部分人可以直接回到生产岗位）。我的故乡是山西省一个一百七十二户人家的村庄。前几天来人说，现在全村组成一个农业合作社，社干部有的完全脱离生产，按全年中等的或最多的劳动日（如社长、会计等）计算；有的由社补贴一部分劳动日（如生产队长等）。折合起来，一百多户人家养了五、六个社干部（乡以上的干部摊到这村该有多少，没有计算）。这些干部所做的工作如果能由更有经验的“下放”干部来担负，做得更好一点，使农民一能增产，二能减轻负担，这对我们的事业不是更好一些么？
“这会影响干部情绪的啊！”——有些同志从这种考虑出发，得出结论说：“决心好下，处理困难。”所谓处理困难，意思是说我们的干部怕下放，怕参加生产劳动。我觉得这是低估了我们的干部的觉悟程度。过去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只要深入动员，讲清道理，没有办不通的。即使真有少数人觉悟太低，因此消极下去，也必须看到整个事业是需要我们这样作的。如果困难是发生于生活水平悬殊，那为什么不可以把干部的生活待遇降低一些，使它接近群众，同群众一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