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领导的自由市场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一个没有领导的自由市场
本报记者　艾玲
几个月以前，北京朝阳门行人道旁只有一个卖菜小摊，其余都是卖大饼、卖早点的。过了上午，街上就显得很清静了。自从开放自由市场以后，朝阳门附近就像个集镇似的，从早到晚都很热闹。每天清晨，人们就推着装满蔬菜、水产的小车，成群结队地从朝阳门外涌进来。小车和小摊摆满了朝阳门和朝内大街市场附近，有时还再向西发展，摆到东四牌楼附近。
最初，人们很赞扬这个自由市场，感到比过去方便得多了。有的说：“我很久没买到这种活鱼啦！现在送上门来了。”有的说：“这青菜比国营零售店的青菜新鲜，又让我挑选，价钱也合适。”市场上的商品品种也很多。
可是，渐渐地，市场上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气氛。
现在，在市场上出售的，除了国家允许自由买卖的商品外，还出现了应当由国家统购和统一掌握的花生、芝麻、棉花、猪肉……。甚至连沾满灰尘的熟猪肉、驴肉等也都出现了。
人们对市场上的商品的价格，也渐渐地不满起来了。国营零售公司出售的猪肉每斤七角八分，猪油每斤九角多。自由市场上出售的猪肉（带骨头的），每斤要九角到一元二角，猪油每斤一元六角到二元；狗肉也要卖六角一斤。葱、蒜的零售价比牌价高一倍以上，并且只许顾客买整捆的，不能零买。许多顾客一问价钱便摇摇头说：“太贵了！”市场上也常常发生争吵的事情。一个老大爷买了三斤猪肉，拿回来一秤，只有二斤半，就去同卖肉的吵起来。一个青年妇女和一个卖棉花的吵架，说棉花里面是湿的，要退货。
自由市场上商品价格的混乱，也影响到国营商业部门对整个市场价格的掌握。12月19日那天，朝阳门外的农民服务所门口，堆着十几万斤大葱，像一座小山。这些葱，是山东泰安县临汶区马庄乡第一高级农业社由火车运来的。农业社事前没有同北京蔬菜公司联系，现在也不打算把葱卖给蔬菜公司。山东省每斤葱售价二分到四分，现在他们要以每斤一角五分售给小摊贩。自由市场上葱的价格，已经比国营零售价高出一倍以上了。这十几万斤大葱卖出去以后，势必更引起市场价格的混乱。消费者也就会更不满意了。自由市场上商品价格的混乱，也影响了国营公司的收购工作。现在，郊区许多农业生产社，宁可违反“合同”，不把菜卖给蔬菜公司，用高价出售给推小车的商贩。有些菜摊贩，为了追求高利，竟藏起摊贩牌照，化装成“农民”，推小车到郊区采购蔬菜。
市场上还有很多小贩，大多是从农村来的农民。他们白天做买卖，晚上回到朝阳门外的农民服务所里睡觉，有的住客店或露宿街头巷尾。进城做买卖的农民，并不是都赚了钱的；有的因为不了解市场情况，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结果连本钱也赔上了。一个石家庄的老汉，听说北京橘子很缺，零售价高，便贩运了一批橘子到北京出卖，每斤想卖六角或七角一斤（原价每斤三角多）。谁料他到了北京，到处都有橘子卖，价钱也没超过三角一斤，结果只得赔钱出售橘子。他只好坐在东四牌楼路旁低泣。许多农民进城做买卖，往往超过农民贸易的范围。据朝阳门农民服务所一个月的统计，在一千零七十三人中，有一半以上是专做投机生意的。许多农民空手进城，住在城里用高价收购、半途截购的方法，倒卖目前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商品。农民刘真，在8月间第一次带了自产的梨、红果进北京销售，赚了钱。随后，他便跑到通县去，利用通县市场上允许自由购买棉花的空子，购进一批棉花到北京贩卖，还在棉花上喷水作弊，结果每斤棉花赚了三角钱。他还利用熟悉的人做“中间人”，半途截购笤帚，动动嘴，一百个笤帚就赚了二元。他还在北京雇人排队套购铁丝，买的九角三分一斤，回到乡间卖一元七角到二元一斤。从蓟县来的农民杨凤，专做“中间人”的买卖。一次，转手淀粉六千多斤，每斤获利一分钱，一会儿就赚了六十元。据农民服务所的一位同志谈：“目前住在农民服务所里的农民，已逐渐对经营商业发生兴趣，而不愿回去从事农业生产了。许多农民说：“在生产合作社里干哪个活也赚不了这么多钱，还受累。”住服务所的农民已越来越多。只能容纳一千四百人的宿舍，现在已多住了五百人，连饭堂、会议室也都住满了客人。许多人一住就是一个月到两个月。服务所每月供应三万多斤粮食也不够吃。小车多得没有地方放。
北京朝阳门自由市场上为什么产生了这种混乱情况？据我了解，根本原因是北京市有关部门没有加强对自由市场的领导，抱着放任不管的态度。东单区商业科的同志告诉我：“目前自由市场的情况很混乱，很复杂。我们不是不愿管，而是不知道该怎样管。上级也没有一个指示。”一个摊商联合小组的同志也说：“对农民进城做买卖我们管不了。”农民服务所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也遇到不少困难，很苦恼，希望上级给以具体指示和帮助。北京市商业领导部门的同志，在前两星期曾对我说：“关于自由市场的管理问题，我们已进行了研究，很快就可以订出方案，还准备每区成立自由市场管理委员会。”可是，直到现在，还连一点儿动静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