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师刘景昆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人民教师刘景昆
萧乾
1954年，刘景昆（北京教育界通称他作“刘老”）六十整寿的时候，他那位在铁道部作事的大儿子劝他说：“爹，您打袁世凯闹洪宪起就教书，仅仅在四中（北京市立第四中学）就教了三十四年，这么大年纪，身子又有那个毛病（他早年得了风湿病，三伏天都得穿着棉袄），也该退休了吧。”刘老正言厉色地说：“退休？我活一天就得教一天。要是有一天我的腿动弹不了，只要有人抬我上课堂，我就照样教。”
现在，刘老真是桃李满天下了。1955年报上发表刘老当了北京市劳动模范的消息的时候，他的学生从福建，从江西，从全国各地给他写信（他们有的当了教授，有的当了工程师……）。他们在信里都表示：看到老师这么大年纪还当了劳动模范，我们更得加倍努力了。刘老回信的时候说：正因为你们青年一代飞跃的进步，使得我不能不急起直追啊！
先实践，后理论
刘老是教化学的。他怎么爱上化学的呢？他学农的时候，本来也可以走上植物学的路，去搞园艺的。他上完了植物课，就到校外试试究竟能不能根据老师在课堂讲的去认出树名来。他认不出来。化学呢，尽管方程式复杂，由于那位老师重实际，引起了他的兴趣。从那以后，他爱上了化学，同时，也认识到教学方法的重要。
在刘老的班上，你经常看到的不是“先生讲，学生听”；坐在讲台下面的学生不是在抓耳挠腮地思索，就是在激烈地争辩着。
讲氧气的时候，刘老先问学生一大串问题：养金鱼为什么使不得凉开水？金鱼瓶里的水为什么只能灌个半满？冬天捉鱼，为什么只要在冰上凿个窟窿，鱼就会聚拢过来？
刘老一向反对把知识放在托盘上递给学生，或是把学生当作鸭子来填。讲“周期律”的时候，他不叫学生看书上现成的表，他让学生根据元素的原子量和化合物的原子价自己去排列，把学生足足憋了一堂。他说，你们也该受受门德列夫一百年前受的罪，体会一下科学的艰苦。可是他主要的意图还是在于训练学生的思想方法——要他们先实践而后理论，要从实际材料中间去找规律。这么一来，倒叫学生对科学取得这样的自信心：不管现象有多么复杂，只要充分掌握了材料，就能把现象内在的规律找出来。
刘老深深了解学生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学化学的，他们学的知识必须跟国家的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有的时候他拿一些石灰，叫学生辨别它的质量，要不就出题目问学生：炼铁的高炉里是加大块儿的矿石好呢，还是加小块儿的好。主张应该放大块儿的学生说，块儿太小了，把炉子堵严了，气体上不去。主张用小块儿的说，块儿太大了，矿石只能在表面上起化学作用，内部不易发生变化。争辩到快下堂的时候刘老才出来作结论。
一位在1920年跟刘老念过化学的人说，刘老三十多年前讲的功课，到今天不但他讲课的内容没忘掉，连他当时在讲台上的神情姿态也还记得。这是因为刘老讲书总不忘举一些生动的比喻。譬如讲“电离”的时候，他用游泳池里浮水人数的多少来解释离子跟离子相碰的机会和离子浓度的关系。
“结合实际——结合生产——结合生活”贯串着刘老的全部教学法。这里包含着他一辈子对生活、对教育工作的全部体会。那些体会本来不是很明确，不是很有系统的，可是解放以后，有一本书解决了他一生教学上的苦闷，使他“恍然大悟”。那本书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
“实践论”是一把钥匙，给他打开了通往知识的大门，使他认识到知识不是在人的脑子里产生的，而是从人类生产斗争中间产生出来的。这个认识很自然地就引导他去接近从事生产实践的工人，尊重他们，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向苏联学习
他对过去用的化学课本一向感到不满意。1950年他参加过教育部精简教材的工作，搞了一年，结果教起来还是老一套，学生学来学去还是一肚子的方程式，对化学还是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后来换用东北出的一种课本，是根据苏联教材改编的，大大增加了学生对化学的兴趣，使他们对一些原理理解得也比以前透彻多了。过去刘老虽然也听到他的一个在江西矿上工作的侄子有时候谈起苏联专家的长处就是切合实际，可是对于应该怎样向苏联学习这一点，还是不很明确。这次从自己业务里直接体会出来可就大大不同了，后来学校数理科全面采用了苏联教材，这种教材的特点是：通过实验来讲理论，而不是抽象地讲；不把知识孤立开来，而是联系起来讲，强调生产跟化学的关系。教了几十年的书，那是他一直梦想着的教材。
五十年前，他就通过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跟科学有了接触。他在青灯下啃过不少严复翻译的资产阶级哲学，从清代到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的政权，他也亲眼看到旧中国走的瞎路。为了打倒皇帝，他在保定读书的时候也闹过罢课。清朝皇帝倒了，国家可还是一团糟。“五四”的时候，他正在北京大学念书。后来他眼看他的好朋友李澄寰跟李大钊同志一道给抓走。沦陷期间，日本宪兵把他抓过两次。光复了，日本人走了，结果还是一场空欢喜。他个人在教育上也是走了许多弯路才找到真理的。他终于认识到苏联的高明，马克思主义的高明。从那以后，他身边总带着苏联沙波瓦连科作的“苏联中学化学教学中的综合技术教育”，奚尤什金的“苏联中学化学教学法”一类书籍，他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
跟实际结合
1952年，他的老伴儿去世了。他伤心得不愿意留在原来的住所，经朋友介绍，有半年时间他搬到一家化学工厂里去。他白天上课，晚上跟工人们一道搞生产。他们先后制造了一百五十种化学材料，其中像硫酸铜、氯化锌一向都是进口货。制造氯化锌的时候，做来做去总是比进口货多一层黄色。经过反复试验，才发见加上点硝酸，黄色就去掉了。他说，那半年工夫他不但得到许多学校试验室里所得不到的知识，并且深刻地认识到理论非跟实际结合不可。
1955年，他参加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时候，碰到农业劳动模范殷维臣。这两个人，一个研究了多少年化学，一个种了多少年白菜，就在公园的椅子上扯开啦。他们谈起“硫?”肥料来。殷维臣说他有一回种菜，上硫?上得太多，结果把菜烧了。这下增加了刘老对使用硫?的效果和限度的知识。殷维臣原以为硫?可以帮助植物吸取养料，刘老从理论上给他解释硫?本身就是肥料。这次谈话进一步加强了刘老对理论和实际必须密切结合的认识。
一次，四中派人到石景山钢铁厂参观。事前学校考虑刘老腿不受使唤，劝他最好不去。刘老说那可不行，我对高炉炼铁的实际知识太差了，一定得去补补课。参观完了，厂方招待他们在会议室里座谈。刘老坐在顶前排，一个劲儿地提问题。厂里干部解释的时候，他像一个模范学生那样直着眼，纹丝儿不动地用心听着，然后又提出进一步的问题或是意见。
1954年夏天，他跟北京市一批劳动模范去到北戴河休养，他又从一位石景山的炸石工人那里学到不少关于使用炸药的知识。回来以后，他给学生出了一个不纯粹是化学的题目：“黄色火药
（TNT）价钱贵，可是安全；黑色火药价钱便宜，可是危险。问我们应该用哪种火药。”于是，课堂里又展开了争辩。到快打铃的时候，刘老咳嗽了一声，然后很庄重地对学生说：解放以前，石景山用的全是黑色火药，因为那不是人民的政府，它不关心人民的生命。同学们，现在，是咱们工人阶级当权啦，政府首先要照顾的就是工人的安全，所以从打解放，就一律改用黄色火药了。这是一位石景山的工人亲口告诉我的。
一个严重的考验
刘老教了这么多年书，前年可受了个不小的考验：教导处派他去教一班不但程度差，而且对化学几乎起了反感的学生，原因是上一学年一位老师教得太深，打击了他们的学习情绪。任务下来以后，刘老心里也不是没有矛盾：对他自己比较稳健的办法是不去管学生前一学年的课学得结不结实，只把本学年的课教好算啦，因为他估计要是温习起来，一学期十八周得去掉少一半。可是他又一想：不成，这是高中三年级呀，要是这么一“抹稀泥”，学生的化学基础可永远也坚固不下来。他日日夜夜叨咕这件事。这时候，他熟识的一位工人因为做出的硫酸铜不够纯，坚决把它作废，深深地感动了刘老。他想，工人对于自己的产品质量这样一丝不苟，他对学生的功课怎么能马虎？于是，他还是挑了那条费力、甚至冒险的路走：他决定硬是花上七个星期给学生重新打一打高中二年级化学的基础。那阵子，同事的谁不替刘老捏一把汗呀。刘老把新课跟旧课结合起来教，到了第十八周，他不但把新课教完了，更重要的是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和信心恢复过来了。他们的化学成绩在全市还考第一。
心疼公家的东西
对公家的东西刘老可真爱惜。他上完课，黑板槽里找不到粉笔头儿——他全带回教员休息室去了。有一回试验用感应圈，他把这架贵重的仪器拿在手里，先很带感伤地讲他多年来就盼着有这么一架感应圈，好容易熬到人民政权，才给置备了。然后他有声有色地形容了一下这架感应圈多么好。他说了这一片话，主要就是为了让学生们知道爱护这架仪器。
有一回用浓硫酸加水试验导电力，也许水加多了，电流强了点，电表上的指针猛地动了一下，这可把刘老急坏了，他赶紧叫管理员检查电表。管理员用电池一试：指针还能动，证明里头的油丝没断。这样他才放了心。
在试验过程中，除了安全，刘老顶注意的就是节约了。试验室一向用的都是滤纸，刘老首先提倡用价钱便宜多了的东昌纸来代替。他嘱咐学生倒溶液每种一般不要超过一毫升。凡是自己能做的药品，他都自己做。每逢看见学生使完酒精灯忘记盖上帽儿，他必然告诉学生或自己走过去，一声不响地把帽儿给盖上。需要到外面买材料的时候，他总告诉管理员哪些材料要纯的，哪些粗的效果一个样。他说工厂里实际上使的材料并不都是纯的，其实他还有一个心思：纯的上两块，粗的有个几毛钱就够了。
他这么心疼东西，万一学生在试验的时候一不小心，弄坏了什么，可没看见刘老发过脾气。他懂得当一个学生出了岔子的时候，他已经头晕脑胀了，马上当着大家去责备他一通没有好处。他总是等下了课才把那个学生叫住，先宽慰他几句，然后给他讲要是到一个大型工厂去，这个小岔子会闹出多大乱子，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说得学生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以后自然就会分外当心了。
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
在旧社会里，什么都是商品。刘老饱尝过那些滋味。三十多年前他刚教书的时候，听说学校里有位教员教的特别好，他想去讨教讨教。那年月，一个人的教学法也就是他的饭碗，要是给人学去了那还了得！于是刘老只好趁那位老师上课的时候，站在窗户外头，侧着耳朵，脊梁朝着窗户去偷听。他前后偷听了三堂。当时那种狼狈心情到今天他也还没忘。他上课的时候，不但常有本校的教师来观摩他的教学法，还有校外的教师也来旁听，有大学来的，也有中学来的。对这些人，一见面他总先说：“我有些经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可是你们对新鲜事物懂得的比我多，你们也得告诉我一些呀。”
有一位青年教师为了多跟刘老学点东西，下课以后时常陪他上电车站。一路上刘老向这个年纪比他小上将近三十岁的同行征求着对他刚才讲课的意见，同时打听着别的学校教学的情况。有时候好容易等上一辆电车，可是他们话还没说完，不知疲倦的刘老一定摆摆手说，“咱们谈下去！”于是，就眼巴巴望着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走了。
在听了党中央关于要争取在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号召后，刘老的学习劲头更大了。他在业务方面的进修规划头一项就是研究世界上在化学方面最新的成就，他特别想钻研一下苏联的理论化学，要学会把辩证唯物主义跟化学教学结合起来。
是什么力量推动这位六十开外的老教师这么积极学习，不断前进呢？一切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觉得有一种深切的感情贯串着刘老全部的思想品质，推动着他前进，那就是他对祖国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