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家法与国学”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读“家法与国学”
王翌群
去年8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了鲍昌先生的题为“家法与国学”的文章。鲍先生在文章的开头引用后汉书儒林传：“于是立五经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如果我们数一下这里所引诸家，便会发现所举的博士是十五家，而不是十四家，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诗在汉代立于学官的只是齐、鲁、韩三家，而没有毛诗。后汉书儒林传总序在记载此事时衍了一个“毛”字，另一处在单记“诗”时便没有错：“（齐、鲁、韩）三家皆立博士。……（毛诗）未得立”。后汉书儒林传总序这一衍字，清朝的学者早就发现了，“何焯曰：顾炎武云：衍一毛字，此时毛诗未得立也。且如此，乃十五博士，非十四矣。”（惠栋后汉书补注）不知鲍先生在引用后汉书这段记载时，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个小问题？
其次，鲍先生说“用‘家法’来讲授学术，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事”，因为“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弄得“当时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典籍”，因而“硕果仅存的老先生们，便只好传之以‘家法’”了。我不了解鲍先生这里所说的“当时”是指什么时候，看鲍先生将这段文字紧放在引证的后汉书儒林传原文之后，则这里所说的“当时”一定是“汉朝光武中兴后”了。如果这一推测不误，则鲍先生所说与具体历史大有出入。诚然，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致使“礼坏乐崩，书缺简脱”，因之诸老先生如伏生等用家法来讲授学术，确是迫不得已的事。而这样做，对于保存学术遗产也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东汉初所以会“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后汉书儒林传明言是由于“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的缘故，也把它记在秦始皇的帐上，是不公允的。——如果鲍先生所说的“当时”是指西汉前期，而鲍先生文中却无一语提到西汉，则行文的疏略，实在是不应该的。
必须着重指出：两汉时的立五经博士，和先秦时的百家争鸣，无论从精神上来看，无论从后果上来看，都不容混为一谈。历史事实昭示我们：汉代的立五经博士实质上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具体措施；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的在于使“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为了统一思想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试问这和先秦时的“圣王不作……处士横议”，在精神上相差多少远？历史事实还告诉我们：汉政府对五经博士的要求是谨守家法，而不许他们吸取别一学派的长处来弥补自己这一学派的短处，丰富自己这一学派的内容，否则就有当不成博士的危险。关于这，后汉书儒林传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有典型意义的例证：“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伏其多通。……会颜氏博士缺，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居数月，诸生上言，玄兼说严氏、宣氏，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光武且令还署，未及迁而卒”。这位“多通”的张玄就因为教授时“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结果被革去了博士的官职。试问这和先秦诸子互相攻错，“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在精神上又有多大的距离？也许有人会说：汉代立五经博士，到底容许了不同学派的存在，如经只有五种，却容许十四个学派同时存在，而且还容许他们相互论难，这不说明汉代有一定的学术自由么？而这据说还带来“好处”——“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这不说明汉代学术的繁荣么？是的，汉代容许儒家的（注意只是儒家，其他百家都被罢黜了。）某些学派同时存在，并且容许他们相互论难，这是事实。然而这是有限度的，限度是不致破坏思想的统一。如果皇帝感到诸家相互论难，过于异说纷纭的话，马上就来干涉，强加统一。最著名的例证：前汉有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上亲称制临决焉”（汉书宣帝纪甘露三年）；后汉有章帝“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并“作白虎议奏”以统一思想。试问这里又有几许思想自由？而没有思想自由，又怎么谈得上学术繁荣？至于把“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说成“又是一次‘百家争鸣’”，更是错误。按这两句话见汉书儒林传赞。班固在记载了这一现象后，紧接着就分析其原因说：“盖禄利之途然也”。正是为了“禄利”，汉代才有许多人皓首穷经，才会“大师众至千余人”；也是为了“禄利”，汉代许多经师就不惜走上繁琐笺证的道路，以至“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对于这问题，西汉著名的经师夏侯胜叔侄的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夏侯建）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汉书夏侯胜传）。原来他们的穷经只是为了“取青紫”也就是为了“禄利”；其“碎义逃难，便辞巧说”（艺文志）只是为了“应敌”，而“应敌”又是为了保住“禄利”，试问这又怎么能和“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的伟大气象相提并论？总之，我认为无论着眼于精神或后果，都没有理由把两汉时的立五经博士与先秦时的百家争鸣牵合在一起。
至于在今天我们还需要不需要“家法”呢？我认为这须看我们对“家法”作如何的理解。如果像汉代大多数经师那样，只敢谨守师承，不敢旁采众说，取长补短，也不敢适应时势，推陈出新；或者像清代某些汉学家那样，不分是非地迷信汉儒古注，一看到“意不纯乎汉儒古注者”，便斥为“岂真知灼见者哉”（江藩汉学师承记），则这样的“家法”只会使我们的思维僵化，使我国的学术停滞不前。很显然的，这样的“家法”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我们把“家法”理解成为学术史上先行者治学的方法与成果，而对它加以继承、运用并发展的话，则“家法”对我们当然还是需要的。但这和鲍先生所盛称的汉儒的“传之以家法”就有着根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