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们的婚事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大姐们的婚事
新华社记者　高洁
年轻的纺织女工们对于旧社会女工悲惨生活的印象，逐渐地淡薄了。新的生活条件和自由的婚姻，使得许多年轻的姑娘，早就安排好了自己美好的家庭生活。但是，在上海十八万纺织女工中，还有一些在生活中感到孤独和苦闷的中年女工，旧社会的生活遭遇和婚姻的偏见，使得这些大姐们错过了青春。她们期望关怀和帮助。
重要的不是外表
在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很多人都知道一个姓金的试验工的故事。她是一个性情孤癖的人，沉静的眼神，默默地工作；每天下了班，吃过饭，当宿舍里的小姊妹还在嘻嘻哈哈取笑作乐的时候，她却独自蒙上被头睡觉了。生活对她似乎失去了乐趣。她已经三十多岁了，脸上有些幼年出过天花的斑痕，到现在还没有对象。车间里的小姊妹和工会女工委员都很关怀她的婚姻大事。
去年3月，工会收到一个幻灯厂工会写来的信，希望申新九厂帮助一个转业军人介绍女友。对方三十多岁。热心的女工委员黄梅芳立即到对方工厂联系。她了解了转业军人的情况以后，觉得金大姐挺合适。她向对方详细介绍了金的一切，对方很爽快地说：“重要的不是外表，要看生产好，性格合不合得来。”经过介绍，两人逐渐熟悉起来。从那时起，这个女工不再下了班就蒙头睡觉，变得有说有笑了。她同那位转业军人在去年国庆节建立了美好的家庭。最近，她羞答答地告诉小姊妹：他们将要有孩子了，丈夫很体贴她，连床单、被头也不让她自己洗。
需要更多的帮助
就在这个将近五千名女工的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大约有一百名这样的中年、单身的女工。这个厂的党、团和工会组织的一些同志很关怀这部分女工的婚姻问题。
热心的女工委员黄梅芳就是其中的一个。黄梅芳在纺织厂里做了十多年工，她告诉了我很多女工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现在，时代变了，生活改善了，人们对婚姻的观念也变了，这部分在旧社会耽误了青春的老大姐们，同样渴望着美好的家庭生活。但是，她们又不像年轻姑娘那样活泼、善于交际。她们需要同志们更多的帮助。
申新第九棉纺织厂的这些同志，半年多来已经同本市一些男工多的工厂和单位建立了联系，经过了解、介绍，使厂里十多个中年女工结识了朋友。黄梅芳告诉我：我们所做的不过是负责帮助她们找到合适的对象，帮助双方了解情况，然后介绍他们认识。以后的事就看他们双方的心愿了。
他也是我的孩子
在国棉十二厂，我结识了女工教练员吴金秀。高高的身材，微微清瘦的脸庞，看上去不过三十岁上下。谁会相信她已经有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呢！她在十七岁结婚，二十二岁那年丈夫就死了。婆婆怪她命不好，“克”死了丈夫。她哭着到上海做工。将近十年了，她同自己的母亲住在一处，相依为命；儿子在无锡婆婆家念书，由她寄钱回去养育。解放以前，她怨自己命苦，再也不愿结婚，巴望儿子长大，将来老有所靠就行了。解放以后七年来，社会、工厂都起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她自己也加入了共产党，生产中总是积极带头。她看到许多姊妹结了婚，家庭生活美满幸福，自己怎么办呢？她开始想到结婚。
同吴金秀一起作了十年工的车间工会主席陈桂芳，是个热心的人，她的丈夫有个好朋友高正光，年纪同吴金秀差不多。她决心给这两个人介绍。
介绍以后将近半年，两人感情很好，并且准备在去年国庆节结婚。但是，到时候吴金秀犹豫了，婚期延迟了下来……。一直到今年的元旦，他们终于结婚了。在这以前，我见到吴金秀，故意问她：“你为什么不肯在国庆节结婚呢？”她刷的脸红了起来，低声告诉我说：“我是为了孩子有些拿不定主意。有一天，我想试试他对我孩子的态度，故意对他说：我不给孩子寄钱了。他马上说，应该寄，你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们应当让下一代生活得更幸福。他还要我把孩子接到上海来念书。他这样说，我也就放心了。我这才答应同他结婚的。”
害怕结婚的人
就在这个厂的织布车间，车间工会主席李玉明向我讲了一个原来害怕结婚的中年女工的故事：
“她名字叫唐小妹，今年三十六岁，个子很瘦小，是个老实人，1953年结的婚，现在很幸福。过去，谁要是劝她结婚，她听也不要听。她说，她看到自己的母亲太惨了，日子苦不用说了，还经常挨丈夫打骂，她怕过那样的日子，觉得结婚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
“解放后这几年来，她看到别的女工都结了婚，生活好了，丈夫也不再打骂妻子。渐渐地，她不再拒绝人家向她提结婚的事了。
“后来，我们几个同志商量以后，决定给他介绍张发祥，就是她现在的丈夫。张发祥也在本厂做过工，现在是中国纺织工会上海市委员会的干部，人很好，同唐小妹正配得上。张发祥前妻死了，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已经出嫁。他们结婚以后，夫妻感情很好。唐小妹待张发祥前妻的孩子非常好，结婚后，她时常笑迷迷的，再不像过去那样见了人就躲得远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