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宿移民村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匈牙利通讯

夜宿移民村
本报记者　胡济邦
圣诞节的前夕
圣诞节前夕，匈牙利各地降了大雪，田野里白茫茫一片，落叶的丛林像披上白纱和鹅绒，常青的枞树上压着层层的积雪。唯有这条蓝色的多瑙河依然泛着涟漪。
河的对面就是斯洛伐克，两岸的城乡混居着匈、捷、德、奥的民族。我去访问的地区——塔塔煤城，离河边还有五十多公里。塔塔煤城是科马洛姆州的中心，匈牙利西北部的一个著名煤区。
12月24日的晚上，我寄宿在距塔塔煤城五、六公里的一个村庄，名叫坡依村，解放前是德国人居住的村子。解放后有些人跟着希特勒军队跑了，留下的一部分人在土改后有的转到附近工厂做工，有的当小商贩和手工业者，也有的当医生和教员。在1945—1947年间，斯洛伐克的沙文主义者经常排挤侨居那边的匈牙利人，特别反对共产党人。那时曾有几十个地下党员的家庭从多瑙河的彼岸搬到这个村庄来住。沙布·吉绍一家也随着自己的亲戚们一同搬到坡依村来了。当地党的负责人把我们安置在这个可靠的老共产党员的家里。沙布的大女儿依玲和小女儿霍娄知道我的来意，就陪同我到她们的一些亲友家去串门。
一个战胜敌人的村庄
我先到乡书记的家。乡书记是事件发生时从州里调来的。他是一位二十几岁的青年。他的妻子正在和两个孩子装饰着圣诞树。他自己给我介绍这个村的情况。这个村子住着一些德国人，他们的生活依然比一般匈牙利人富裕。这个小小的村庄存在着阶级的、民族的和宗教信仰的矛盾。
从1948年起，二十八户移民就在这些德国侨民地主的土地上建立起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是当时全国最早成立的三个合作社中的一个，名叫红旗大队生产合作社。在这次反革命的复辟运动中，这个作为社会主义农业旗帜的合作社的先锋，当然会引起阶级敌人特殊的憎恨。但是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它不仅没有被搞垮，反而超额完成了今年秋收秋耕的计划。这是什么道理呢？首先是因为全村共产党员很快地组织起自卫，其次也因为军民很好地实行合作。
村子附近有一个兵营，10月27日从布达佩斯开来三辆卡车载着一些青年和法西斯匪徒，他们到了这里就向兵营进攻，企图夺取兵营的武器来武装村里的德国人，但这支驻军很坚定，没有和暴徒妥协，结果把他们打退了，而且武装了这个村的共产党员。以后村里的反动分子也几次企图解除共产党人的武装，但由于共产党人的团结一致而未得逞。就这样，这个政治复杂的村庄既未遭到居民的伤亡，也没有受到生产上的损失。
农村干部的思想
当乡书记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妻子拿来了过节特制的点心和葡萄酒。这时他家又来了一批亲属，他们是听到我们在这里而特地过来邀请我们的。
我们又去访问乡书记的父亲的家。他家里的人赶忙拿出酒和猪头肉做成的仪糕来，三番五次地让我们吃。我们围着一张桌子坐下了，大家的话题很快就转到政治方面。他们谈到这次事件的性质的时候，意见就发生了分歧。这位青年书记说：“10月23日的事件开始阶段是革命，到后来才变成反革命了。因此现在已经得到了一些成果，如工人委员会的建立，工资的提高，征购制的取消，定额制的取消。学生有革命的传统，这些成绩是由于学生倡导而获得的。”
他的姨父，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也是本农庄的饲养员，没有等他说完就反问他：“咱们都是农民阶级，你说革命，是革谁的命？我不认为我们的大学生在这次事件中的行为值得骄傲！至于你说的那些东西是否能算作成绩还值得研究，难道用和平的方法不能做到吗？”
依玲也不同意这位青年书记的看法，她说：“由于这次事件使全国经济遭受了多大的损失。”
老姨父又反问说：“取消征购制就行了吗？国家没有农民的支持怎样开支？怎样建设？将来还不是需要用别的办法来代替，这算什么革命！我认为事件本身从开始就是有计划的反革命。”
这位青年书记问老头说：“你是否很好地看过党中央的决议，里面没有否认这些成果。”
老头解释说：“整个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但并不等于每个参加者都是反革命分子。”
依玲也问道：“革命分为二个阶段是从哪里看到的？”
青年书记捉弄她说：“从决议里看到的。”
依玲说：“我为什么没有看到？”
书记说：“那你再看一遍吧。”
这时依玲也有点不自信起来，
“我暂时保留我的意见，看完决议后再谈。”
老头说：“决议也好，不是决议也好，事实就是反革命。”
关于匈牙利事件分为两个阶段的提法，现在有不少知识分子赞成。这位年轻的书记曾在纳吉执教过的马克思经济大学读过四年的函授课，已多少受到布达佩斯知识界的影响，阶级观点模糊，是今天在匈牙利知识分子中存在着的一个严重问题。
圣诞节之夜
争论似乎成了僵局，各人心中都还存在着问题：青年认为老饲养员缺乏理论知识，这些简单的论断不能令人信服。老头则认为青年缺乏斗争经验，书本上学来的东西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彼此都找不出别的话题，沉默的空气使主人感到不安。这时外面有人扣玻璃窗，随后走进了五个青年人。两个姑娘打扮得像天使一样，抬着一个鸽子笼大小的茅屋，里面躺着一个化学制的裸体小男孩，贴着一张圣母图。三个青年：一个是拿着手杖的圣诞老人，另外二个是牧羊人。他们跑来报讯：“耶稣降生了。”牧羊人说了一些吉利话，最后五人合唱祝贺的圣诗。主人赏给青年人一些糖果和钱，随后他们又到别家去了。
主人们特别向我说明他们自己都是共产党员，并不相信这些，只是因为我的缘故才让他们进来表演的。我感谢主人的好意。女主人说他们每年都要给孩子们过枞树节。这时她已走近一棵装璜美丽的枞树旁边燃起蜡烛，把电灯关了，树枝上挂的焰火点着后立即放出五彩绚烂的火花。孩子们拍手欢笑。祖母悄悄地把几盒礼物放在枞树下，随后火光熄了，电灯又亮了，孩子们发现圣诞老人给自己送来的礼物高兴极了。
我向这个好客的匈牙利人的家庭告辞了。外面没有路灯，靠着雪光走完一条小巷。看到村的尽头有一座教堂，神父们已在里面准备午夜的弥撒。匈牙利的居民有许多是天主教徒。解放后直到1948年，宗教课曾列为学校的必修课程。去年政府为了照顾人民的传统习惯，圣诞节放假二天，连星期日共为三天，并预告25日的报纸要出三十二版的圣诞节专号。24日、25日暂时撤销戒严令；准许通夜自由通行。午夜居民可进教堂祈祷。可是梵蒂冈的教皇在圣诞节前向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发出呼吁，要求信徒们坚持反对社会主义，说共产党人是魔鬼，信徒们不可以和魔鬼站在一起。
依玲和霍娄一看到前面有黝黑的影子出现，就拉着我们往旁边走，这种警惕的行动倒引起了一种紧张的情绪。
在一个旧军官的家庭
依玲在事先征求主人的同意后，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德国人的家庭。依玲告诉我，这个家庭在这次事件中一直抱着观望和等待的态度，看共产党和反革命的力量哪边强，就决定向哪边靠。这个家庭的男主人过去在霍尔蒂军队里当过军官，现在是手艺工人。他光着脚坐在沙发上抽烟，看到我们进去也没有打算穿上鞋子，就光着脚站在地板上迎接我们。他的妻子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德国妇人，头上包着花头巾，两颊透红。身上围着一条裙子。她放下手上的几张纸牌，指着对面那位姑娘说，这是她的女儿，那是女儿的女朋友们，她们要玩纸牌到午夜。我问：“你们回头都到教堂去吗？”“都去，我们都是天主教徒呀。”连他们的两个十多岁的男孩儿也这样回答。我问：“在这样的节日里，姑娘们为什么不跳舞呢？”女孩们马上活跃起来，她们一齐说：“我们很喜欢跳舞，可是今晚没有舞会，士兵们有工作。”母亲解释说：“村子里青年很少，姑娘们经常到兵营去找士兵们跳舞，彼此看中了就可以结婚。”姑娘们说：“今年比往年冷清多了，你看，连醉汉都不敢到街上来叫嚷！”
这位母亲从一个金色盒子里拿出一包旧照片给我们看。有她自己年轻时代的像片、和她的穿着霍尔蒂军官制服的丈夫合照的像片，以及她女儿出生后各种年龄的照片。现在她的女儿已经十九岁了，白里透红的苹果脸，肩上挂着两条金黄色的发辫，穿着一件翠绿色的毛衣显得特别娇艳。
我没有向他们提出有关政治性的问题，以免引起他们情绪的不安。他们这样接待已经很有耐心和礼貌了。　（1日于塔塔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