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的人文和语言研究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的人文和语言研究
中国科学院 中央民族学院语言学顾问　格·彼·谢尔久琴柯
（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拥有数十个操各种不同语言，并在社会经济发展、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有许多不同特点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现在正和汉族人民一起积极参加自己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它的国防力量。
不论是中国、苏联或其他国家的广大读者都很希望能够得到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的民族成分，他们的数字、分布地点、生产活动、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一些准确的和经过科学检验的报道。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十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完全合理的希望还没有得到满足。有关中国各少数民族的人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著作目前还很贫乏，而在已经发表的著作中则有不少错误和缺点。
现在，在阐明有关新中国的人文和语言问题时，当然已经不能依靠旧中国的人文学和语言学的著作了。何况，还应该考虑到，不论是清朝统治者也好，不论是代替了他们的北洋军阀或其他军阀也好，不论是1927年在中国夺取了政权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好，他们在对中国各少数民族实行强制同化政策时，实际上是否认了中国有许多在历史、文化、生活和语言方面各不相同的独立民族这一事实。蒋介石在他所写的那本反革命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把所有居住在中国的民族，除去汉族以外，都荒谬地称为“宗族”。国民党反动派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也就是在类似这样的概念上形成的。
至于蒋介石分子如何在实际上解决民族问题，则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是同清朝和北洋军阀执政时期的统治集团对中国各个少数民族所实行的那种骇人听闻的压迫和剥削政策完全没有什么两样的。
破了产的旧中国统治者，既然执行着如此反动的政策，自然不会认为对中国各少数民族，对他们的历史、文化、生活和语言还需要进行多少认真的研究。因此，除去极少数例外，我们在中国解放前的著作中找不到有关少数民族人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富有内容的作品。这些科学部门在旧中国本来就是没有得到发展的。
现在在描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和语言时，对西欧和美国作者的著作也只能批判地利用，因为这些著作没有反映出这些民族和语言的现状，没有估计到近几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中，在他们语言的发展中所发生的那些巨大变化，也不可能考虑到那些有关中国的人文和语言的新材料，因为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年代中积累起来的。
当然，过去一些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报道，当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用的，这些报道是根据不同作者的著作编成的，曾发表在1917年上海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Sinica）”里。有关中国各种语言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有益的材料，也可以在马伯乐和其他学者的总结性文章中找到，这些文章被编辑在1952年巴黎出版的“世界的语言（Les Langues du Monde）”中。但是，这些文章也都是谈昨天的情况比谈今天的情况来得多，例如在谈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语言时就是这样。
（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实现着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的民族政策，与此同时并多方鼓励在中国发展人文和语言的研究工作。
还在1945年所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指示说：“他们（少数民族——作者注）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在解放后的几年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曾不止一次地作出了关于帮助那些还没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创立文字以及帮助那些文字还不完善的民族改革文字的指示。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以及许多其他代表的发言中，同样还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重又强调了积极和全面帮助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必要性，其中包括帮助发展他们的语言和文字的必要性。
近年来，人民中国在党和政府决议的基础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和深入的研究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工作，从1956年起还开始了从各方面研究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研究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的工作。只要指出只是1956年就有七个大的民族调查队和七个更大的语言调查队在中国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工作着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所组织的民族调查队的任务，是收集居住在东北、贵州、广西、广东、云南、四川、西藏、新疆及内蒙古的少数民族的历史、生活、文化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材料。
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所组织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现在正研究藏语支的语言及其方言，蒙古语族的语言（包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研究过而且只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的土族语、东乡语和保安语），新疆突厥语族的语言及其他语言，正在研究独特的苗瑶语族的语言，云南的那些具有各种不同结构的语言，同样还在研究僮、侗、水诸语言（广西、贵州、广东、云南诸省），以及海南岛的黎语。对台湾山区的民族的语言，所谓“高山”语的研究工作，也已经在现居中国大陆上的一些高山族人中间开始进行。
在解放后的年代里，研究中国各个不同民族的语言的工作，显著地向前推进了。对各个具体语言和语族的研究，一年比一年有更大的进展。各种不同语言的研究法本身也在日益趋向明确和完善，所研究的语言的数量日渐加多，语言研究的本身也逐渐更深入和更全面。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语言科学研究工作前进速度之快，可以由以下事实证明。1954年3月，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两位有名的科学家罗常培教授和傅懋绩教授所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的文章。和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还印出了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的“民族语文概况表”。
从上面所提到的著作发表的时间算起，到现在一共才不过两年半，但根据这两年半调查研究的材料，已经可以对语言研究所的“概况表”和罗常培及傅懋绩两教授的文章作一些补充和订正了。这些补充和订正既和汉藏语系语言有关，也和其他语系的语言，包括蒙语诸语言和突厥语诸语言有关。
藏缅语族的两种彼此十分接近的语言——景颇语和载佤语之间的某种独立性，现在已经确切地肯定了。但在语言研究所的“概况表”和上面提到的两位科学家的文章里，这两种语言的相互关系是介绍得很不清楚的。现在，广西和贵州的僮语和布依语已经研究得相当全面，这两种语言的方言和土语的界限已经明确，为这两种语言分别召开过专门的科学讨论会。会议上对尽可能取得一致的僮语和布依语文字方案表示了赞同。近年来，中国傣族的语言文字问题也清楚了；对中国通用的两种主要傣文——傣仂文（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傣?文（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已经予以改进。目前，苗语主要方言的研究已经结束，并已制定了四种苗文。海南岛黎语的特点已经阐明。此外还弄清楚了其他一些与各种语言及其语支和次语支——彝语、蒙语、孟高棉语及其他语言有关的问题。
对达呼尔语的详细研究，提供了不可反驳的证据，证明这种语言应属于蒙古语族（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概况表”里，它曾被列入通古斯语支）。由于1955和1956两年对中国蒙语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因而获得了一些足以补充和订正国际间蒙古学文献中那些有关蒙古语族的报道材料。
近来，中国维吾尔语方言学中的一些问题也得到了阐明，中国的塔吉克语问题变得清楚多了，某些通古斯满语和其他语言的情况也比以前更明确了。
总之，在人民中国，蓬勃开展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地丰富了我们在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同时，还使我们易于对这些语言作出相当正确的分类。
（三）
但是，如果中国的语言学家在自己的工作中能够利用那些研究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学家和人文学家的研究材料，那么，详细而全面的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工作一定能够进行得比较容易，并能得到更大成绩。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各个机构中的人文历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展得太慢了；在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工作中几乎看不到联系。据我们所知，1956年民族调查队和语言学调查队的计划，都甚至于没有在从事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学家、人文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共同会议上详细地讨论和取得相互配合。
只有在历史学家、人文学家和语言学家共同工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最正确地作出中国的民族和语言的分类。中国各民族分类问题，同样还有他们的语言和方言分类问题，直到最近还相当复杂。很多属于不同语系和语族并且在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分歧很大的少数民族语言，现在还比较难于研究。如果对操这些语言的中国各少数民族不作详细的历史人文调查，不仅很难确定他们的语言分类，而且也很难作出他们的民族分类。
甚至在我们的时代——人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些少数民族在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中还保留着不少过去的特征。他们之中有一些好像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中国东北的鄂伦春人、云南省的一部分佧佤人、四川中南部的珞瑜人、台湾的高山人）；另外一些在自己的社会发展中还保存着相当明显地表征着奴隶社会制度的成份（四川彝族的个别支系、云南的景颇族）；还有一些则好像还在经历着封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云南和贵州的彝族、云南西双版纳自治州的傣族，西藏、青海、四川及其他地区的藏族，新疆的某些少数民族）。
但是，我们在了解中国的这些或那些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生活和习惯的时候，更经常地可以在他们那里看到，在表征着不同社会经济结构的个别特点之间有一种相当复杂的错综现象。如同某些中国作者所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社会结构中“很难找到某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典型例子”（见费孝通、林耀华：“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1956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在旧的研究工作者中，很少有谁注意到中国很多少数民族社会结构中的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很少有谁注意到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实际上，只有在对中国的不论是人多或人少的民族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人文历史调查之后，才有可能真正确定他们之间的历史的和现代的关系，这些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能说明他们语言方面的历史的和现代的相互关系。
历史学家和人文学家的这类著作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们来说，一定能有很大意义。语言学家借助于这类著作就会更有信心地来划分某些民族的语言和方言分布的界限，也会更有信心、更正确地来解决某些民族应有几种文字和几种标准语的问题。
正是由于缺少关于彝族的这种历史和人文方面的权威性的材料，彝语方言间的界限至今难于确定。根据1955年的材料，只是在云南省的不同支系的彝族就有四十三种自称。贵州省和四川省的彝族居民同样也有一些不同的自称。显然，这些自称是在不同时期，而且甚至在今天还存在于彝族中的一些氏族、部落和氏族部落联盟的自我标记。应当从彝族各个支系的历史关系中分析这些名称的来源的，首先是历史学家和人文学家。他们和语言学家的共同合作，将能对解决人文历史问题和阐明语言学问题提供可靠的基础。
云南省的哈尼族有二十三个自称，这些自称同样说明了哈尼族的氏族部落组成是很复杂的。由于缺少有关这个民族的切实可信的材料，以致给语言学家的工作造成了困难，目前语言学家们被迫不仅要亲自分析语言的关系，而且还要分析存在于这个民族中的人文关系。
由于缺少有关苗瑶族的切实可信的人文历史材料，因而至今还难于确定这些民族的语言界限和方言界限。
正确地划分民族和语言，对从事创立和改革少数民族文字的语言学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科学家们在中国那些发展上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当中进行这一工作时，应当促进部落自然地联合为部族，帮助过去被遗忘的和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
在为某一民族创立新文字或是改革旧文字以及在确定统一的全民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时，语言学家应当帮助整个的民族来创立和发展文字及标准语。他们（科学家们）不应该只从个别的部落出发，因为处在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国家的条件下的这些部落，正合乎历史规律地统一为较大的社会整体。在语言学工作中必须考虑到社会发展的趋向，并且要借助统一的文字和标准语来促使这个历史上必然的、完全合乎规律的过程加速进行和形成。把那些由于历史条件不好，以致在自己的发展上落后了的民族的语言的发展切得过于零碎，把他们的语言共同性分得过于零散都将是不合理的。如果这样做，那就会同某些为中国南部的少数民族创立过文字的欧洲传教士所采用过的那种旧的、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没有区别了。
这里举两个过去曾采用过的可以说明手工业式工作方法的例子。到目前为止，云南的傈僳族还使用着三种文字：一种是目前还在人口不多的居民中使用的旧方块字，另外两种是由传教士所创制的，主要在傈僳族基督教徒间及做礼拜时使用。这几种文字中最常使用的是传教士创制的那种由正的和倒的大写拉丁字母组成的文字。传教士造的第二种文字是按照柏格理的那个体系所制定的，这种文字最初是为四川和云南的苗族创制的，它和现代的字母系统完全不同。柏格理的文字没有草体，不能正确地表达语言的语音组成，从字母形式和教育学方面讲都不完善，并且很难掌握。
所有这三种文字在傈僳族中只是形式地存在，在居民群众中并没有威信。它们在教育学、语音学和字母形式方面都是不合理的。这些文字的创制，没有考虑到要完成群众教育的任务，没有打算在全体傈僳族中普遍使用，而只是照顾了个别的土语和某些居民，它们把傈僳族人为地分成了三部分，并且造成了这几部分居民之间的不和睦的，有时甚至是敌对的关系。
有鉴于为统一的傈僳族创立了三种文字的历史教训，我们在1955年曾建议为全傈僳族创立一种新的、统一的文字，这种文字应该是这样一种文字：在语音学、字母形式和教育学方面应当是较为合理的，特别是借助它应能把傈僳族联合和团结为统一的整体。现在，这种新文字的方案已经制定出来了。
第二个例子。云南省的傣族在语言（方言）方面分为两部分——傣仂和傣?。但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在中国的傣族中很早就通用着四种文字：傣仂，傣?，傣绷和金平，追溯它们的来源，则都是来自印度的巴利文。在只有两个方言区的云南傣族居民中，存在着四种傣文，这当然是没有什么理由的。而由某个传教士为新平县的傣族居民所创立的那种以注音字母为基础的第五种文字，当然更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因此，应该承认，1955年秋天在昆明召开的傣文问题讨论会上所通过的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傣族居民中只保留两种文字，傣仂文和傣?文，以适应云南傣族的两个主要方言区——是完全正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傣族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由中国语言学家自己确定的。这里，他们可能有些问题还没有考虑到。如果傣族问题是由历史学家、人文学家和语言学家共同解决的话，那当然会解决得更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少数民族的人文历史和语言的调查研究，还需要进行很长时间。这一调查研究应当尽可能地促进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如果中国的历史学家、人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之间能建立起紧密的和经常的接触，那末，这一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的专家们才有可能迅速和有效地完成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给他们提出的任务。
中国科学院在1956年底已经成立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所。在中国科学院系统里，尽可能迅速地成立人文学中心——人文研究所，那将是很合理的，在这个所的下面还可以组织全国性的大的人文博物馆。
中国科学院的这两个研究所，在相互配合工作的条件下将会而且也一定会最大限度地促进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迅速和全面的高涨。
我，作为一个两年多来在人民中国看到科学蓬勃发展的苏联学者，愿祝我的中国同事们在完成中国共产党所交给他们的任务时，能取得迅速的更大的成就。
1956年11月12日，中国贵阳（吴　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