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高原的农村里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在西北高原的农村里
本报记者　朱波
新年以前不久，我访问了陕西省的农村。到过渭河两岸，到过帝王陵一带，也到过秦岭上的山庄。在出发以前听人说：1956年冬天农村的情况不如1955年冬季那样令人高兴。但是，我们在访问陕西农村的时候所感觉到的却不是这样。恰恰相反，我们看到了许多可喜的现象。这是陕西省合作化后第一年全面丰收带来的结果。
据陕西省农业厅的同志说，1956年陕西省粮食、棉花和油料作物都获得了丰收。粮食总产量一百一十五亿斤，比1955年增加了二十五亿斤；棉花总产量二百四十万担（皮棉），比1955年增加了九十万担；油料作物芝麻、花生、油菜籽都增加了一千多万斤。
在临潼县人民委员会，我们访问了统计科的几个同志。他们正在紧张地进行农业生产统计工作。在一般人的想像中，统计工作总是枯燥无味的。但是，我们却看到他们非常有兴趣地在做这个工作。增产数字本身给他们增加了兴趣。他们谈了全县增产的几个主要数字以后，兴奋地说：临潼县基本上消灭了缺粮现象，成了余粮县了！年青的统计员李海停刚从农村中调查回来，他说，1956年比以前大不同了，工作更有劲了。接着，他把行者乡的情况告诉了我们。这个乡是个一般的乡，共有十八个初级社，八个高级社，每个社都增产了。高级社增产20％的一个社，25％左右的一个社，30％以上的六个社。初级社增产10％以下的二个社，10％—20％的三个社，20％—30％的五个社，30％以上的八个社。由于社里增产，大部分社员的收入都增加了。据这个乡罗家村社的调查，这个社共五十八户，社员增加收入10％以下的九户，10％—20％的六户，20％—50％的五户，50％至一、二倍的三十三户；收入不增不减的两户；减少收入的只有三户。这三户分的粮食也吃不完。例如，减少收入的上中农景德有，九口人，每人合一千多斤粮食。这个社有些“五保”户，每口人也都分到四百五十斤以上的粮食。我们亲自访问过的其它农业社，情况和这个社差不多，有些社的增产成绩还超过这个社。在新丰区，区委书记周继武同志告诉我们说，新丰区1956年每亩平均产量是五百多斤，而1955年亩产只有三百多斤。这里到处都是粮食，树上挂的是玉米，房子里放的是麦子、谷子、豆子。新丰三社秋收分配的时候，有30％的社员（全社共四百二十四户）不愿要粮食，他们要求分给现金，因为夏季分配的麦子已经够吃了。
渭南、蒲城、大荔、醴泉、咸阳、武功等县的情况和临潼差不多。这些县的县委书记告诉我们说，1956年收的粮食一年是吃不完的。例如蒲城县1956年所产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和完成购粮任务以外，农民平均每口人合一千斤。有不少的社收下的粮食可以吃二、三年。
粮食增产使农村里起了巨大的变化。在一年前，很多人还在喊叫粮食紧张，粮食零售站的门前整天拥挤着买粮食的人群。现在呢？粮食购销站门前仍然拥挤着人群，但是不是买主而是卖主了。我们访问了几个粮食购销站。在临潼粮食局新丰购销站里，二亩多大的院子里摆满了一袋袋的粮食。这些粮食有的是按出售任务送来的，有的是出售任务以外的余粮。购销站的翟俊逸同志看见我们，就笑着说：“看见了吧！每天都是这样多，一天最少要收六、七万斤粮食。不得了，仓库里都快放不下了！”接着他向我们介绍了这个站的情况。这个站共担负新丰区四个乡的购销任务。1955年这个站售粮的数字是全县最多的，共二百多万斤，从10月就开始售粮，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接待四百个买主，出售三、四万斤粮食。仓库里一直没有存粮，都是边收购边出售。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1956年原计划收购一百零一万斤，后来又增加了一百零五万斤。现在，收购计划早就完成了，增购计划也快要完成了。1956年县粮食局给这个购销站的出售任务是三十九万多斤，可是直到现在，一斤粮也没有卖出去。据粮站同志的调查，四个乡只需要供应二万二千五百斤就够了。
因为余粮多，陕西农村的粮食自由市场逐渐兴起来了。临潼县新丰镇每月有九个集，逢集的时候，社员们就背着粮食到这里来出卖，每集交易量在一万斤以上。很多社和社员因为出售不了粮食而发愁。渭南县双王乡和平社现在还存着十万斤玉米，二万斤芽麦。社员已经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了二万多斤粮食，还要出售五、六万斤。我们在这一带经常碰到农业社的社员用车推着出售的粮食，他们因为粮食售不出去而表示不满。一个农业社员说：我的芽麦并不算坏，可是六分钱一斤就没有人要。粮食部门没有看到这些新的情况。很多地区冬春两季都不需要供应粮食了，他们还制定了庞大的销售粮食的计划。
由于丰收，农业合作社更加巩固了，高级合作化发展得十分迅速。去年10月份以前，全省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64％，到了冬季，全省就实现了高级合作化。
1956年冬季的合作化运动，看起来是不如1955年热闹，没有打锣打鼓的。但是，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运动的发展是非常健康的。这是因为既有了丰收，又发扬了民主。我们访问了临潼县的斜口乡，这个乡在扩社并社的时候，建社干部采用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对那些没有入社的农民，都事先进行了调查研究工作和说服教育工作。选举社干部，过去是由党支部提出候选人名单，现在改为先由群众提出候选人名单，经过支部和建社委员会研究以后，交社员群众分组讨论，再由社员大会通过，最后进行选举。对这种做法，社员群众都非常满意。有人说，如果过去用数字来计算成绩，那么，今天还应该添上一条，那就是用广大社员群众的思想觉悟来衡量今天合作化的成绩。在这里，社员群众的思想觉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他们爱说的这一句话：入了社以后，就是用八抬大轿也抬不出去了。
在我们访问过的几个县里，也有一些减少收入的上中农对合作化表示不满，个别的甚至要求退社。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上中农都减少了收入。蒲城县委书记告诉我们说，他们调查了几个农业社的上中农的情况，十里铺乡后泉农业社共二百六十五户，增加收入的有二百六十三户，其中有二十户上中农都增加了收入。如上中农雷明新，全家七口人，前年在初级社里共分了三百六十多元，去年共分了七百七十多元。据雷明新自己说，去年收入多的原因是他全家人都积极劳动了，挣的劳动日多。对于这一点，有些本来不相信高级社的优越性、不积极劳动因而减少了收入的上中农，已经认识到了。他们说，“减少收入不亏，明年再见吧！”
我们在访问以前，曾听到有人说，1956年的冬季生产不如1955年搞的好。这种说法是有一部分道理的。有些地区在秋收后曾一度发生松劲的现象。原因是有些领导人员和基层干部在反对主观主义以后，有束手束脚的现象，没有抓紧领导冬季生产。从群众方面来说，主要是因为劳动了一年了，秋季又获得全面丰收，就想歇一歇，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在咸阳县“五一”社里，我们就这问题问过很多社干部，也访问了不少的社员。他们都说，紧张地劳动了一年，自己的事情都放下了，现在丰收了，增加了收入，大家都想趁这个机会修修房子，盖间房子，妇女们都要拆洗和添制全家的棉衣、棉鞋，有些人家还要给姑娘准备嫁妆……。因此，冬季生产不如1956年春季紧张。这种说法是合乎情理的。在其他地方，我们也看到社员分了的粮食还没有存放的地方，大批的玉米还挂在树上，给社员一些时间料理家事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也有一种不正常的情况，如醴泉县烽火农业社，全社收的粮食可吃二、三年，于是，有些人对冬季生产就不积极了。他们说，冬天休息一下吧，来年收不好，也挨不了饿。总的说来，放松冬季生产只是少数地区的暂时现象。我们所走过的地方，到处可以看到农业社的社员在进行冬灌、冬耕、送粪等工作。
从目前的情况看，陕西农村中最大的问题是耕畜缺乏的问题。据农业厅10月底统计，全省减少耕畜一至二万头，而且耕畜普遍瘦弱，最严重的是耕畜繁殖率都非常低。据蒲城县龙阳乡的调查，全乡有繁殖能力的母畜六、七百头，大部分没有配种。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社里的活太忙，社员怕母畜配种后影响生产。目前，各级领导已经开始注意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