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我的老师
马宁
最近有一位同志跟我谈到他要回太原去。提起太原，我就不禁想起在那里工作的我的老师——罗家年同志来。
1937年，我由一个乡村小学转学到城里一个私立树人小学校里。当时，大家都说，这所学校是共产党人办的，是个红色学校，校长罗家年就是一名“共产主义分子”。我那时年纪小，还不太懂。罗老师给我的印象始终是艰苦朴素、和蔼可亲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我们的家乡就沦陷了。在发现敌人的当天晚上，罗家年老师带着我们十多个年纪较大一点的学生，沉痛地告别了学校向西山转移。夜里，村里空空荡荡，见不到一个人影。我们的两条腿走得又酸又痛。也不敢坐下来歇一口气。罗老师虽然是成年人了，他的身体却很瘦弱，特别是一双没有戴眼镜的近视眼，使他在夜里走路更感到吃力；但是在翻山越岭的时候，他却总要扶持着年龄较小的学生，深怕他们跌倒。
有一天，雨从早到晚下个不停，浑浊的空气使我们愈加感到疲倦，大家都昏昏沉沉地挤在一个土坑上睡觉。黄昏时候，罗老师把我们叫醒了，要我们起来吃饭。当我们迷迷糊糊地把一锅稀饭吃光以后，才发觉罗老师什么都没有吃。干粮吃完了，旁的可吃的东西也没有，该怎么办呢？我们几个年纪较大的孩子决定悄悄溜到外面去采些野杏回来。当我们把野杏送给他时，他摆摆手说，“以后不要随便溜出去了！”随后他就咬开一只野杏咀嚼起来。我们问他：“罗老师，味道好不好？”他笑了笑回答说，“不错。只要有这样的杏子我们就能活下去！”
在战争的日子里，好久我都没有听到过关于罗老师的消息。直到去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太原见到了他。那时他正由学校调到山西省博物馆来做领导工作不久。他和十多年前一样，眯缝起那双近视眼看着我，看了好久，还没有认出我这个突然到来的人。当我说出了我的名字时，他才笑了笑把两眼松开。
“还没有配付眼镜戴啊？”我擦了擦自己眼镜上的雨水问他。
“是啊，没有配。”
“眼睛不好使，还是配付戴戴好啊！”
“习惯啦，不戴眼镜也可以工作。”
在我还是他的小学生时，他就已经患着深度近视眼病，现在我已经戴上近视眼镜了，他还没有戴。难道真的有一种人不受环境的左右吗？
他的住室里，除了两只木凳支架着的一块窄窄的木板床外，只有一张用来写字的小长桌。木板床上铺着一条夹褥，一块粗白布单和一条薄薄的白棉被。三个人站在这个房里就有些转不过身来。我看到他那挽着的裤脚管和被泥水溅湿了的布便鞋，又看了看我那双咯吱咯吱作响的皮鞋的时候，我更感到有些不安了。
事后，一位曾作过罗家年同志的学生、当时在山西一个工厂做厂长的同志告诉我说，有一次他们在一起开会，会完后，这位同志要派汽车送他回家，他坚持不坐，走回去了。又有一位和他在一个地区工作过的同志告诉我说，他外出开会，不管路有多远，总是步行。有一次开完会已是中午时分，他仍冒着暑热，忍着饥饿，从十多里远的地方走回家去。他爱人问他为什么不到饭铺里吃点东西再坐上公共汽车回来，他说，走回来是既省钱，又方便。
岁暮天寒，我想起“岁寒然后知冬柏之后雕”的古话，我深深地为这位我们敬爱的老师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