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与干涉关于电影的杂感之三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关心”与干涉
关于电影的杂感之三
子布
两三年前，有一位负责领导电影事业的同志对我不胜感慨地说：
“电影像一个大家庭中兼祧几房的独养儿子。大家都欢喜他，大家都关心他，大家都要管，于是，当这样一个‘孩子的保姆’就难办了。”
爱他所以管他，这不能不说是大家的好意，也不能不说是这个孩子的福气。但是管的人多，关心的人多，当保姆的人的确是很难办了。
电影是最富于群众性的艺术，去年全国观众十三亿人次。因此，第一，群众要管，群众不能没有意见；其次，电影要描写工业、农业、工商业、青年、妇女……于是各有关部门不能不关心，不能不发表意见；当然，还有更重要的，电影是教育人民的最犀利的武器，党不能不关心，政府不能不关心。大家希望这个孩子好，希望他成为一个“三好”青年，这一点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管法上，由于各方面的看法有所不同，就很难完全一致了。老祖母说应该让他吃得饱些、穿得暖些，叔叔伯伯却说太娇生惯养了不好，应该让他锻炼锻炼；母亲主张小孩子应该穿红戴绿，父亲却认为孩子应该从小就养成朴素的生活作风……。当保姆本来很难，当这样一个孩子的保姆更难。她的责任是兼听各方面的意见，结合实际情况，不主观，不偏听，对的意见要采纳，不对的意见要解释，对的，但是一时做不到的意见也要耐心地把做不到的理由说清楚。要做好这样一个保姆，不仅要有丰富的经验，足够的业务知识，而且要有独立思考，勇于负责的精神。
对于这个问题，“文艺报”评论员在“电影的锣鼓”中作了另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因为它重要，深怕它搞不好，也就出现了像‘祝福’电影中鲁四老爷教阿牛描红的情景。关心过多，也就往往变成干涉过多。”
我以为两个比喻之间，有一点差别。鲁四老爷是一家之主，关心和干涉，都出主动，主观性更多一些。而当保姆者，则主要是按各方指示办事，干涉不一定出自单纯的主观。
对这个问题，我以为电影负责人应该受到责难的，不在于对事业关心太多，而主要是在于本身政策、业务水平不高，还没有很好的掌握领导电影艺术生产的特殊规律，不善于分别实际情况来领导业务，缺乏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由此而风来随风，雨来随雨，怕犯错误，缺乏独立负责的勇气。
拿“文艺报”评论员的比喻来说，假如一方的确是鲁四老爷，一方的确是阿牛，那么我想，把着阿牛的手教描红，也算不得什么错误和罪过。毛病是出在一方面鲁四老爷自己不一定是书法家，另一方面把不是阿牛的也当作了阿牛，又忘记了经过七年之后，阿牛已经能够自己临帖而不再需要描红这一事实。
但是，话也得说回来，在解放初期，在各私营厂合营初期，“关心”多，干涉多，教阿牛描红，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没有必要、完完全全是“好为人师”的主观主义的办法呢？我看恐怕也不是如此。尽管在被教描红者之中有许多已经具备了足够经验的人，但是，在那个大变化的时期，把着笔教思想、教政策，也不能完全把它看成干涉，看成“传道方法”吧。假如容许我讲得坦率一点，由于中国电影还年青，它的童年又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度过，所以即使是那些对电影生产已经具有足够经验的人，除出政策、思想之外，对于新事物、新主题、新技术，恐怕也还有学描红之必要吧。在内战外战时期身经百战的将军们，今天不是还有许多人重新在军事学院“立正”、“少息”么？加上，开国以来，在整个人民电影事业的工作人员之中，有经验的老手并不占百分比中的多数，那么，那些初初在水银灯下工作的人，难道就完全没有把笔描红之必要了么？
时代在进展，人在成长，当孩子戴上红领巾，入了队，入了团，保姆的职能就消失了，这时候，即使他们还要“关心”，还要絮絮滔滔，但对于有了独立见解的青年，也不再会感到太大的压力和束缚了。但，到那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完全自由”，没有人来“关心”了呢？不，社会要关心，人民要关心，而为了他们的进步和发展，这种关心有好处，也是永远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