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在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和文史哲杂志编委会，在1月6日下午，联合举行了一次学术座谈会，结合了最近报刊上发表的两篇文章：郭沫若“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见人民日报1956年12月6日）和尼基甫洛夫“论不同国家从奴隶占有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几个共同的规律性”（见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童书业、吴大琨、王仲荦、高亨、张维华、赵俪生、时希哲、韩连琪等人。
童书业教授是主张西周封建说的。而在两年以前，他曾经主张魏晋南北朝是封建社会的开始。他认为：周灭殷以后，受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生产力迅速提高，一面奴隶制关系还在缓慢地发展着，同时由于奴役被征服的殷国和其他部族的农民（也奴役自己的农民），逐渐发生了比较广泛的原始农奴制关系；这种关系与宗法制和分封制结合着，形成了早熟的宗法封建社会。他认为尼基甫洛夫的文章的理论系统是完备通达的。但对这篇文章有几点不同的意见。他不同意尼基甫洛夫同志所说，有的时候租佃关系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不能表明当时的社会制度是怎样的。认为，租佃关系是一种经济制度，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会出现。他又认为尼基甫洛夫同志指出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村公社常取氏族公社的形式，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性，这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封建制往往与公社制相结合的论点，有独特见解。但他认为残留在奴隶社会里的公社和封建时代重建起来的公社，有不同的性质。残留在奴隶社会的公社，是原始公社的继续；封建时代重新建立起来的公社，则带有人为性质。对于郭沫若先生的文章，他说：郭先生认为孔子学说是封建理论，这是对的，但郭先生把封建时代的开始定在战国，这就必须把孔子学说当作奴隶社会的先进思想，则不同意。
　吴大琨教授是主张战国封建说。他认为尼基甫洛夫同志的文章值得学习，但他不同意尼基甫洛夫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的说法。他分析了铁器的使用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认为，春秋战国时，铁的发现和便宜的铁器的被广泛使用，使农民有了从事个体生产的可能，因而瓦解了原有的公社组织，出现了封建社会。并说，单单有铁器，不能决定是否是封建社会；而是封建社会，则一定要有铁。
王仲荦教授是主张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他说，如果把西周或春秋战国之交说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好些历史问题（如秦汉商业发达到魏晋南北朝反而倒退了等等）便无法解释；如果定魏晋南北朝是封建社会的开始，便好解释了。关于铁器的使用，他认为铁可以瓦解农村公社，但铁在开始时，比青铜还柔软，即使春秋时已用铁，到战国时也不一定能普遍使用。在发掘出来的汉代工具中，不仅有青铜器，还有石器，这说明铁不一定已被当时广泛使用。王仲荦发言中，并对郭沫若先生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两汉奴隶制带贵族性质，专制主义王权较强；工商业的发展会瓦解农村，影响政权的剥削对象——小农。因此，汉代政权打击奴隶主是自然的，特别是奴隶制危机开始，也就打击更重。
高亨教授主张西周封建说，他曾经从周代地租制度上考证过这个问题。他的发言分三点：一、西周可能已经使用铁器。二、从农奴制发展为佃农制，是必须有了铁器，才有可能。但是封建社会初期（从奴隶制发展到农奴制），就不一定非有铁器不可。三、西周时代有没有铁器现在虽无法肯定，但即使西周还没有铁器，也仍然不能断定西周就不可能是封建社会。
张维华教授不同意西周封建说，也不十分同意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的说法。他认为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在这时期内，奴隶制还存在，封建制也发展着。到南北朝封建制已相当成熟，但还不能说是封建社会的开始。他说，西周究竟有多少奴隶，生产占何地位，很难说；但肯定的说，到西汉，债务奴隶相当多，说奴隶制不发展，不合事实。但另一方面，封建制同时也发展着。
赵俪生教授主张魏晋南北朝封建说。他认为三国曹魏是封建社会明显的开始。他完全赞同尼基甫洛夫的意见。他认为郭沫若先生的战国封建论，和魏晋封建论有血缘关系，比较接近。但他认为不能把孔子思想作为封建思想的代表和典型。他说，这是一种误会，这和“五四”运动后提出的“打倒孔家店”有关。儒家思想是奴隶制到封建制不断变化的体系，其中有封建的成分。封建社会的特征是自然经济，在意识上表现为平庸、停滞和烦琐的特点，孔子和董仲舒都不具备这特点，只有郑玄到孔颖达的思想，才是集封建思想的大成。
时希哲主张西周封建说。他认为尼基甫洛夫的文章对中国的奴隶制特点注意不够，他认为要解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应抓住中国古史特有的东西。他提出三点意见：一、要确定奴隶与农奴的标准。二、把东方奴隶制和古典奴隶制相区别。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要深入研究。
韩连琪副教授是主张魏晋封建说的。他认为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社会分两条道路发展，即奴隶制和租佃制。他对儒家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认为，战国是奴隶社会，它的上层建筑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孔子的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法家有两派：一是管子派，重商轻农，代表新兴奴隶主，是在野派；一是商鞅、韩非子派，重农轻商，是在朝派。　　　　（山东大学通讯组）
在四川大学
1956年底，四川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教研组组织了一次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的座谈会，参加的有三百余人。
讨论的重点是西周的社会性质。徐中舒教授认为西周是封建社会。他说，西周虽然没有铁器，但从当时农业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施肥技术和产量来说，已达到了封建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他还着重地用中国边区存在过的奴隶社会为例，说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差别，论证了作为西周封建制的特征。
胡鉴民教授的意见和徐中舒完全相反，认为西周是奴隶社会。西周奴隶制是殷商奴隶制的继续发展。依据当时的生产状况，其发展程度仍未超过古代东方式的低级形态。他认为殷周之际仍是青铜时代，原始农业和家庭手工业都没有显著的发展，从西周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不能找出任何封建制的迹象。他认为春秋战国是奴隶制的最高发展阶段，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段，秦汉以后才是封建制社会。他认为古史分期研究的症结，在于史料方面的问题比较小，这方面虽然还缺乏关键性的材料，但已有大量被公认的材料；而在理论、观点、方法方面的问题比较大。
关于西周社会生产力是否发达的问题，唐家弘同志根据当时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的生产技术和单位面积的产量，以西周、春秋、战国和欧洲的同一时期比较，认为西周社会生产力水平是较高的，并不如胡鉴民所说的那样原始。但对徐中舒的认为当时已达到封建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也表示怀疑。
用世界古代史上的资料结合中国古史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伍化千同志断定西周是原始奴隶制占优势的阶段。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好几位同志，他们分别对史料的运用、西周的生产力水平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