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北方播种水稻的历史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读书札记

我国北方播种水稻的历史
王重民
党和政府最近提倡在我国北方的各个省市区尽可能地大量地播种水稻。由于水稻是高产作物，是一种优美的食粮，大量播种成功以后，对于迅速增加我国粮食产量，改善北方各个省、市、区的人民生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自从总结和发表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水稻丰产经验以后，北方十三个省、市、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又组织了参观团到延边去学习这一先进经验。参观的结果证明，“在北方不但可以普遍种植水稻，而且也能够提高水稻单位面积的产量”（195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三版）。
若是更从历史上考察一下，在很长的时间内，我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先进的农学家、科学家，以及开明的官吏们，对于在北方播种水稻，已经做过不少次的努力，也创造过一些宝贵经验。他们成功的地方可以供我们参考，他们失败的地方（包括所遭到的困难）可作我们鉴诫。
我国北方各省本来是汉民族生育和发展的地方，在古代很长的时期以内，不少地方曾经种植着水稻。公元第二世纪以后情况起了变化。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使中国北方屡次造成大灾荒；接着又来了外族的大侵扰，水利灌溉制度逐渐破坏，居民逐渐向南方迁徙。到第十世纪宋代统一中国之后，北方几乎完全丧失了种植水稻的传统经验。在同一时期内，南方由于气候的适宜，水利条件的优越，播种水稻逐渐成了南方的专业。尤其在第十二、三世纪南宋偏安的时代，东南地区成了全国的稻乡。
第十四世纪以后，国都迁到北京。京城里面的官吏和把守在北方边境上的驻防军，都需要大量的稻米作食粮。当时愚蠢的统治者只知道追随着隋唐以来的政策，奴役着几十万几百万的劳苦人民，把从东南榨取来的稻米，由运河运到北方。可是有远见的科学家和水利学家们，则极力提倡在北方播种水稻。其中持之最力，并且试种有成效者，在十四到十八世纪中间，有郭守敬、虞集、徐贞明、汪应蛟、董应举、徐光启、陈仪等。
徐贞明著“潞水客谈”、徐光启著“屯田疏稿”（屯田疏稿载农政全书卷十二及增订徐文定公集卷二、文集内还有漕河议一篇可以参看），都认为北方不种水稻，与水利问题有关系。他们以为“水者生谷之借也”，可是，当时却把淮河以北的山水泉水都导入运河去运粮，因而使得北方的广大地区越不能生谷；如果利用这些水去播种，“则西北之水亦谷也”。所以他们痛切地说：“东南生之，西北漕之，费水二而得谷一也”（徐光启语）。但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徐贞明语）。
虞集、徐贞明、徐光启、陈仪和他们一同合作的一些人，认为在北方播种了水稻，就能够为国家为人民造福利。他们付出一切力量，同当时的反动的保守的思想作斗争。但是，要把历史上一千多年来所已经造成的局势扭转过来，并不是容易的。因此，他们都主张先从北京附近（即所谓“京东”）做起，有了成效，再向四外推行，逐渐扩展到全西北。他们曾经在不同的时间，在大致相同的地区，相继作了多次试验性的播种，创造了许多良好的经验。
第一次试种，可以追溯到第十世纪的末年。大约在公元988—1021年间，中国的北方还是严重地被契丹压迫着，何承矩、黄懋在他们所领导的驻防军里，兴办了屯田种稻的创举。据宋史记载（宋史卷176食货志上四、卷273何承矩传），何承矩驻军在雄、莫、霸州、平戎、顺安等军地方，就是今天围绕着白洋淀东南西三面的地方，这些地方从古就比较洼下，所以当时叫作“塘泺”。何承矩在塘泺南岸六百里长的地方，安置斗门，用塘泺的水灌田种稻。可是，第一年“种稻值霜”，失败了。这种新的开创事业，本来就有人不赞成，第一次的失败更给了反对者以口实。何承矩、黄懋并没有丧失自信，他们研究了失败的原因，还想出克服的方法。他们认为“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气迟”，所以失败。但是“江东早稻，七月即熟”，是和北方的气候相适应的。于是，在第二年播种了早稻，果然在霜降以前八月就熟了。他们载了几车稻穗送到京城里去，反对者都没有话说了。从此，屯田逐渐扩大，到1021年，所开辟的稻田达到了四千二百多顷，每年收米两万九千四百余石。直到现在，白洋淀边有一些地方还在继续播种水稻。
徐贞明是在何承矩以后，提倡兴修西北水利，首先在京东试种水稻最力的一个人。为了开创这一事业，他几乎付出了他的生命。他根据虞集的理论和方法，吸取了何承矩的经验，更加上自己所做的实地调查，在公元1575—1585年间，屡次上疏详言在北方播种水稻的利益，但是没有人听信他。不幸的是正在这个时候，他又遭了贬谪，只好离京，走到了潞河（即今通州），才把他对于发展这一事业的理由和计划，写成了一部科学专著，这就是“潞水客谈”。
徐贞明出京以后，有的地方官按照他的计划播种了水稻，很有成效，所以皇帝又把他召回来，叫他做了垦田使。他在六个月时间内，就开辟了三万九千多亩水田，宜于水稻的地方都种上了水稻。这一事业眼看就要发展起来，可是专权的宦官和皇亲国舅们，时常侵占北京附近的闲田为业；虽说开辟水田是于国家人民有利，但和他们侵占土地的利益相冲突，于是他们就造谣说开田种稻并没有益处。代表地主和贵族利益的皇帝，就下诏把徐贞明的工作停止了。
徐贞明虽然失败了，但引起了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徐光启等人的不断努力，并且在十八世纪初年，得到了一次较大的成功。
1725年河北大水。由于政府的措施得当，在治水的过程中，同时兴复了播种水稻的运动。当时参加全面规划和领导这一工作的是水利学家陈仪。他完全继承和发挥了虞集、徐贞明以来的学说和经验，给予人民一定的指导和帮助，因而人民自动地开辟水田，播种水稻。
1726年，政府设立了四个专局——京东、京西、京南和天津四局，领导三十七个州县的水利工作。陈仪曾根据四局的文献和自己的调查，把九年内所开辟的稻田亩数和位置，做了详细的统计，写成“水利营田”一卷，载入“畿辅通志”内。1824年吴邦庆补绘地图，刻成单行本，题为“水利营田图说”。
从“图说”中可以看出下列三个问题：
一、自从1726年政府在京东派人营田，播种水稻，每亩收三、四石不等，因而鼓起了人民自动开田种稻的热情。所以第二年播种水稻的面积就比第一年增加了二十多倍，而第二年和第三年内，农民自营的面积又都超过了官营面积。这说明了只要给农民做出榜样，说清道理，他们就会开辟水田，播种水稻。
二、1730年没有开辟新稻田，1731年反而把五百三十二顷多稻田改为旱田，这一措施我认为是应该特别注意的。据我估计，大概1730和1731两年，是做了检查和调整工作，把水源不充足的田地改为旱田，另播种其他谷物或蔬菜，所以从1731年以后的三年中间，播种水稻的新面积一直往上升，到1734年又继续开辟了水田一千六百九十五顷。
三、在“图说”内包含着几个较大的数目字，就是：磁州在1727一年内开辟了稻田一千零十顷，新安在1727—1729三年内开辟三千八百九十四顷，文安在1733—1734两年内开辟三千四百五十九顷，共二千三百六十三顷，占了九年内所开辟的五千七百九十五顷的三分之一强，这是值得注意的。我认为这三个地方所以能够有突出的成效，固然是由于水利条件较好，也是由于有播种水稻的历史经验（磁州是郭守敬留下的，新安和文安是何承矩留下的）。
在北方播种水稻虽然是一件有利于人民的事业，但是在封建制度之下，是得不到统治阶级的重视的。同时，当时科学技术不够发达，也是使这个事业不能得到发展的一个原因。今天，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主要任务就是给全国人民谋福利。我们的党又总结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水稻丰产经验，认为：在我国，如果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北方也是能种水稻的。因此，这次在北方开辟水田，播种水稻，一经开展之后，一定能够成为人民的永久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