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到电影的问题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我也想到电影的问题
陈沂
子布在报上发表了三篇电影杂感，我首先赞成他的态度，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的。
新中国的电影问题，确是一言难尽，问题很多，需要逐步来解决。
我们这一代活了四十岁左右的人，都接触过旧中国的电影，不管是明星公司、天一公司或者联华公司，以至以后的昆仑公司。从历史估价讲，从这些公司在开辟中国的电影事业讲，从培养编剧、导演、演员讲，以至他们的出品在对外国影片的斗争及对人民的教育意义上讲，都曾有过功劳，我想将来谁要编写中国电影史的时候，也决不会忘记和忽略的。特别是参加这一工作的许多至今还活跃在电影界的人们，称他们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也未始不可。
我在这里并非如一般写文章一样必须来一个帽子，肯定成绩和优点，我们是信奉历史唯物论的，我认为应该承认这个历史的事实——也是现实。
但目前似乎有些人在感叹我们新中国的电影在“公式化”、“概念化”的钢盔之下（请读者注意，我之所以用“钢盔”来代替“帽子”，是一种不得已）大有一切不如过去之感。
姑不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电影“公式化”、“概念化”是否已非钢盔不能戴，这需要通过许多具体的片子来进行具体的分析，但是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这些片子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或前或后的反映了新中国各方面的斗争和现实生活。而如果再回忆一下它的成长过程，则也并不见得是很简单的。
拿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拍的“敌后八路军”，现在还只能在莫斯科的影片资料库里找到一点平型关战斗时八路军骑兵的片段，其他就真是寥寥。解放战争，因为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接收一点电影财产，但也因为战争环境，搬来搬去，得不偿失。不健忘的观众可能还记得，在北京第一次放映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作品“桥”的时候，尽管艺术、技术都还是较落后的，但也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好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人民自己的制片厂出品的反映人民自己的生活的影片。而回想那时候的其他影院所放映的电影，几乎全都是好莱坞的（我并没有意思说好莱坞的电影一点没有可取之处），人民政府为了照顾影院的从业员和观众，不能一纸命令停演，而是要做很多工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努力发展人民自己的电影事业。
这正如新中国的其他建设事业一样是需要劳动和斗争的，电影当然也不能例外，这些工作是：
怎样把好莱坞的电影市场挤垮；
怎样把旧中国搞电影工作的同志团结起来；
自己的厂怎样自己制片；
以及如何接受苏联和兄弟国家乃至资本主义国家电影事业的好的经验等等。
特别不要忘记亿万的观众像催生婆似的在等待着新中国的新电影。
主管电影部门的人，从事电影〔注一〕事业的人，我们用不着掩饰他们在上面一系列问题中所产生过的缺点和所犯过的错误，正如“文汇报”所提到的，“文艺报”的“锣鼓”〔注二〕中所敲到的，以及笔者也看到和想到过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更好的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群策群力，搞好工作，这一点，在前几年可能特别严重一些。如果说片子是电影事业的试金石的话，我们是出过一些不好的片子，比如我在上海曾听到一个人跟我重述的——
上联：伟大的起点，下联：无穷的潜力，横批：就是不卖座。
我不能轻易地来斥责，说这是商人观点，因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是要讲求资金积累和利润的。但是重述这副对联的人是在企图借这一副对联，特别其中的横批，来概括新中国电影的一切的。“文艺报”的“锣鼓”也是在敲这个问题，当然它是把“观众”代替了“钱”，而“中国电影”杂志〔注三〕更干脆把每部片子的成本、赚钱和赔钱都用数字标出来。
至此，我不得不惊问一句：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用钱的数字来衡量艺术呢？如果影片商或者影院的经理人把影片当成商品来看待处理，我是没有异议的。就是我们国营的发行公司和电影院这样看重，我也没有异议，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要讲究经济核算的。问题是在讨论艺术——为什么没有好电影，或者好电影不多，就不应该这样片面地去看问题了。
命题是否应该这样命，本身也值得考虑。
新中国所出品的电影有不好的，有差不多的，也还有较好的或者称得起好的。都不能一概而论，或者一笔抹煞。比方说，因为拍了一部“平原游击队”，一部“扑不灭的火焰”，再来一部“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有人就觉得多了，批评家甚至就责之为“题材雷同，无可取”；这种批评，我以为不仅是没有耐心地（我所说的耐心地，就是请批评家稍为多想一下，不要提笔一挥，就判决了）对待别人的辛勤劳动，尤其没有历史地、真实地（请恕我借用这两句词）来看一下“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所反映的伟大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斗争。该片细致而感人地描写了敌后军民血肉关系，我至今还深为感动。我们党，我们的解放军、我们的抗日民主政权——也就是我们今天新中国政权的前身所赖以成长、壮大、渡过千难万苦的军民血肉关系，我只觉得在文艺作品中是描写得太少了，电影反映得也还很不够，而不是太多了。手提钢盔的人是很少这样去考虑的。我真想问一问：我们应不应该拿这些东西去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教育我们的青年，我们的第二代？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现在青年们的一些思想。不久前有一位剧作家接待了一批青年，这批青年是因为慕他作家之名而去找他的（可见作家对青年的影响很大哩！），所谈问题是这批青年（大多不满二十岁，他们都在高中和大学念书）嫌助学金少，准备上书呼吁。剧作家听取和分析了他们所提的问题后，讲了他自己，他说：“我像你们这个时候，还身披一块麻布片子，有了上顿还不知下顿，你们今天有这样好的学校，还有助学金，你们已经算很幸福了。”剧作家当然还补充了愿意把他们的意见转达有关部门予以研究处理。这一来，青年们满意了，他们不仅听了剧作家的话，还说要回学校去宣传剧作家所谈的话。
我想艺术——特别是综合的电影艺术，不能不考虑这些的。即使有些影片在创作或制作上有缺点或有不足之处，是不是就非戴上钢盔不可，我觉得是还可以深思的。
在这种状况下，埋怨电影里爱情写得太少了，反面的意思就是斗争写得太多了。爱情写得少可能是事实，斗争一定已经写得很多了也不见得。前天看了一部影片，叫做“国庆十点钟”，片子本身的意义是好的，但开头那个爱情的描写——一群女孩和一个司机在汽车上纠缠了恐怕有三分钟（请注意银幕上的三分钟的长和可贵呀！）而无一句话。这种被鼓励写出来的爱情到底在艺术中体现了什么？
我不是说不要写爱情，甚至于着重写爱情，我都赞成，写好了，我想人民也想看，愿看，问题在于是否符合今天人民（而不是一些小资产阶级，或者根本没有经过任何艰苦斗争的人）的现实情况。我倒觉得像话剧“同甘共苦”那样的把爱情当作社会问题提出来而着重加以描写，这倒是有深刻的意义的，至于从各个不同角度来看，来提出批评，那是又当别论。总之，写爱情的社会价值，不能不予以考虑。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中间也是写了爱情的，但蔡楚生当时是注意了它的社会意义，是用政治来衡量了的，所以今天来看仍有教育意义，观众仍然十分欢迎。
所以所谓描写爱情决不能空喊，要有社会基础。
这不仅是领导的要求，也是人民的希望。
联想到此，好影片不多，特别是看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久久不忘的影片不多，对这个问题探讨一下，非常必要。我以为这是各方面的责任。
领导上责任不小。既然是领导，当然对各方面都要负责，我觉得电影的主管部门、领导部门，必须担当起来，那怕全部责任。但必须大家一起来分析，必须用自我批评来解决，并亲自耐心地去解决。
是有好多人长期未拍戏，他们因而苦恼，甚或埋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应该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即使这几年他们中有的人未参加斗争，未体验生活，思想也未改造好，也要多从主管方面去检查，我们关心他们不够，甚至有的老而又极有才华的名导演和演员，我们没有帮助他搞出片子来，我们是有责任的，客观上浪费了他们的才力。
这方面，这一、二年，从我们这些旁观人来看，是在逐渐改进。
电影从业员自身责任也是有的。
他们之中有的人生活体验是不够的，斗争几乎没有参加。我以为（只是我自己的以为）作家要写好东西，导演要导好东西，演员要演好东西，天才不能否认（演员还包括自己的体形），但是深入生活，理解、分析、歌颂和批评生活，特别是参加斗争，十分重要。蔡楚生拍“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时候，他本身就参加在反国民党斗争的最前列的。
我们现在轰轰烈烈的斗争实在不少，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合作化……这些使得我们国家大翻身，一跃而成为世界的强国。参加这些斗争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但可惜我们文艺、电影方面参加的人并不是那样多的，其中作客、访问的成分不少；但即使作客、访问的人也并不太多。这就难怪作品不能不“公式化、概念化”！
拿合作化说，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这中间农村各阶层的经济变化，从而影响政治的变化和人群的心理变化都是很多的，牵涉的面也是很广的。作家、导演、演员又哪能是一下子就可掌握得了呢？片子不好，很少有人从这方面去找原因，一口咬定是领导干涉、包办。有“干涉”和“包办”的，但这绝不是问题的全部。现在剧本取决权到厂了，到“导演中心”了，到作家手了，我们希望得到更进一步的成就。
但我以为如果不经常注意把作家、导演、演员组织到生活和斗争中去，“公式化”、“概念化”的钢盔也会送到厂的大门前的。
因此，除了解决电影领导上的若干问题外，首先要了解和解决这个问题。观众反映我们有些片子故事情节不动人，缺乏传奇性，这是观众正当的要求。我觉得，在新社会中，这样的故事传奇并不是没有，好好去了解一下修建长江大桥的工地，就可以找到。
只有在这些问题都考虑到和起码解决了之后，技巧、艺术特征才有用武之地。这正是我们必须尊重和珍贵那些早已成名并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和潜在力量的导演和演员们的地方。
最后还联想一点，就是有人抱着深恶痛绝或深为焦虑的心情在耽忧和责备我们电影在外国不受欢迎，甚至如“文汇报”上谈到的一些起码的技术问题。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这也是属于为祖国争光的一个问题。但是假如我们同志们理解一下我们的艺术团体现在在外国最受欢迎的还是我们祖先多年留下来的京剧、杂技等而外，其他就差得很远来看，我们就不能过于苛责电影了。
这是需要努力的，正好像我们必须经过一个科学大进军一样，才能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我不是为电影辩护，我只是看了子布的“联想”之后的联想，我觉得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要获得宽广、一日千里的发展，是要对现存的电影中的属于大小、具体问题首先要有一个客观的态度，特别是要大家一起来作“兴利除弊”的工作。而这，要比埋怨、发牢骚好得多。
〔注一〕指1956年11月起在“文汇报”上刊登的有些关于电影问题的文章。
〔注二〕见1956年第23号“文艺报”载“本刊评论员”作“电影的锣鼓”一文。
〔注三〕见1956年第3号“中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