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国际社会学家大会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第三次国际社会学家大会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费多谢也夫
编者按：本报记者访问了参加第三次国际社会学家大会归来的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费多谢也夫同志，请他就这一次的大会发表感想和评论。下文就是费多谢也夫同志对本报记者的答复。
去年8月底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第三次国际社会学家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五十七个国家的五百多个代表。苏联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学者参加了大会。东方国家的社会学家出席的比较少。几乎完全没有西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参加。
大会讨论的题目是“二十世纪的社会变化”。在这个问题上，大会表现出两种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或者像大会上所常说的西方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报告和讲话中，指明了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合乎规律的建立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的重大意义，着重指出了人民群众在现代历史中日益增强的作用，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由于生产力提高而尖锐化。应当承认，从很长时期形成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方式过渡到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依据的新社会制度，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的、最一般的规律。
本世纪的根本的社会变化和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它们之间有着内部的必然的联系，因为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它们的共同基础。航空、无线电技术和遥控技术的出现，尤其是原子能的发现，没有现代的强大工业是不可能的。并且，增长了的生产力乃是深刻的社会变革的物质基础。这些变革的基本方向决定于生产达到了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相抵触的高度的集中和社会化。
许多国家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过渡。这不是什么偶然现象，而是二十世纪社会变化的基本规律的表现。在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家庭关系、教育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切领域中的变化，归根结底，都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这些根本改变的结果。
“西方”社会学家如何理解二十世纪的社会变化呢？
大多数西方社会学家的最大特点是极力回避或贬抑二十世纪的根本变革和我们时代的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只限于描述在立法、教育、劳动组织、家庭关系等等中的个别现象、事实、部分改革。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自然企图渲染近几十年来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组织中发生的一些变化，并把它们说成是二十世纪的最根本的社会变革。
可以说，在西方社会学家在大会上的所有各种各样的讲话的基本论点中，明显地表现出掩饰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的意图。他们为此提出了两个基本概念：第一个概念是社会层，第二个概念是社会变动。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特别是美国社会学家，早就断言，阶级这个概念已经过时了，适应现代情况的新的“科学的”概念应该是“层”即社会阶层这个概念。所以不应当提社会的阶级区分，而应当提社会层，应当说按不同的社会集团来划分人。同时还认为，这些集团和对生产资料的一定关系是没有关联的。它们是依人们的职位高低，依职业和教育，依收入的来源和数额等等而有区别的。
至于说到社会变动，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特别强调的是，同居民从一些地区、企业和机关移转到另一些地区、企业和机关的同时，个人也从下层升入上层，从一些社会集团转入另一些社会集团。所以，这次大会中所有制问题组、教育问题组、道德问题组的报告的主要题目都是“西方社会的社会变动”，内容都是说什么阶级屏障已经撤除，工人有可能升入上层、受到高等教育、购买股票、参与利润的分配、参加企业管理等等。他们把所谓的西方社会叫做“开放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根据某些西方社会学家特别是美国社会学家的说法，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已经消失了，如果有些地方还保存下来，那末这是偶然的、残存的现象。阶级对立好像缓和了，阶级的两极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改变样子了。这些社会学家硬说工人有了财产，并且成了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而资本家已不再是企业的所有者了，他们变成了工业企业和金融机关的职员。中产阶级似乎成了主要的、实质上是唯一的阶级。许多西方社会学家，例如杰西·贝尔纳、威廉·福里特曼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已成为过去了。据他们看来，股东所有制已经是公有制。
应当指出，在大会上，以及最近时期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最流行的阶级理论是把阶级的存在同收入的分配，同收入数额的不均联系起来的分配论。分配论使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能够忽视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即所有制关系，以有关收入分配的种种计算来骗人。
对阶级本质、阶级变化和阶级进化的旧的组织技术观点同这种分配论交错在一起。这个观点的实质就在于阶级现在不是同所有制有关联，而是同管理、同行政组织职能或执行职能有关联。这个理论的基本论点也是力图离开划分阶级的基本标志，即离开它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
不过我们要看一看援引来论证社会变动、论证阶级屏障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对立已消逝的根据和材料。仔细考察时，发现这些材料反而反对上述论点的拥护者们自己。在美国社会学家卡尔特·麦耶的报告中披露，在美国，雇佣工人在全部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中，1870年占52.8％，1910年占56.8％，1950年占56.5％，1954年占55.6％。可见八十多年来雇用工人阶级并没有消失，而是有些增加。这个阶级创造着剩余价值，但剩余价值却被资产阶级的各种集团占有。
关于中产阶级，在报告中也引证了可资证明的材料。所谓的独立企业主连同家庭的有劳动能力的成员在全体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中，1870年占40.4％，1910年占27.1％，1950年占14.4％，1954年占13.3％。由此可见，构成“中产阶级”的基础的小生产者，大多数破产了，现在依靠受雇于人过活。中产阶级大部分是由职员补充的，他们在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中的比重，从1870年的6.6％增加到1954年的30.8％。所谓中产阶级人数增加就是不事生产的人口增加。情况是这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很多，可是为生产工人所创造的不断增加的剩余产品，越来越为垄断资本家用于自身的寄生性消费和赡养为其服务的一群人。
至于那些说私有制由于股分公司增加而消逝的断言，它们像阶级平等的论点一样是毫无根据的。谁都知道，股票的控制额为几小撮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所掌握。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改变了形状，现在资本家不是个个分别地，而是由一伙人共同掌握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共同剥削雇佣工人，然后按照资本来分配利润。关于工人也能有股票的论调是不值得认真注意的，因为在美国有股票的工人家庭不超过3％，而且数额不大。和人所尽知的工人参加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说法一样，这也是遮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国际社会学家大会以独特的形式反映出社会意识的深刻变化。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西方社会学家没有敢公开地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资产阶级的必要性辩护，这或许就是大会上的最大特点。只有像著名的法国反共产主义者阿龙或少数不著名的然而却是狂热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辩护者的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逊这样一些社会学家，才公开地为资本主义辩护，用资本主义制度来驳斥社会主义。
至于大会的大多数西方参加者，他们考虑到，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资本剥削劳动的制度已不得人心，而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日益增长。所以他们都致力于粉饰资本主义，把它描绘成一种新社会似的。不是他们所有的人都把这个“新”社会叫做社会主义，但是实质上他们都把社会主义所固有的某些性质归之于它。“资本家”、“银行家”这些词成了可耻的或者至少是不体面的词。所以，许多西方社会学家，其中也有某些美国的社会学家，努力证明现在美国既没有银行家，也没有煤炭大王和钢铁大王，总之，没有亿万富翁，没有任何资本家。
甚至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批评社会主义所持的根据也是：在广大的居民阶层中，资本主义的基本特性是极不受欢迎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现在就是极力把这些特性（在同它们斗争中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妄加在社会主义身上，这样来破坏社会主义的威信，减少它的吸引力。按照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说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阶级分化不断加剧，正在出现新的当权阶级——知识分子。换言之，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想把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得人心的特征——剥削和阶级对抗——转嫁给社会主义。
当苏联的知识分子很少的时候，批评社会主义的人们说，社会主义建设会因文化力量不足而失败的。现在当从工人和农民中间培养出千百万个知识分子的时候，这些批评家们又使人怀疑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民性。
和平共处问题引起了大会参加者们很大的注意。依照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请求，在大会期间，就社会学家参加和平共处问题的讨论举行了有许多国家的代表参加的会议。提出了两个供研究和讨论的题目：“和平共处这个概念的理论和历史发展”，“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这些会议议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所属各种科学协会将积极参加这些问题的讨论，召开讨论会，以及就和平共处的一些问题举行有各门社会科学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不仅要在每个国家发表著作，而且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也可能把各国学者阐述总题目的不同方面的著作编在一起出版。在社会学家们对和平共处问题的这种关心中，也表现出了现今社会舆论的影响，这种舆论完全有利于有效地保卫和平。
（子凡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