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培养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谈培养
文园春
新中国的新气象之一，就是任何才能都不会埋没，而且得到爱护，尤其是有特殊才能的天真可爱的孩子们。
报纸上报道了的小音乐家，我所看到的就有：六岁的（1955年春）吉林孙玉玺，拉二胡；六岁的（1956年2月）沈阳李音卓，弹钢琴；六岁的（1956年3月，12月）福建蔡维永，又拉二胡，又弹琵琶；五岁的（1956年12月）福建吴堆煌，弹琵琶。最近报纸上又报道了十一岁的广西瑶族赵成福，吹唢呐；五岁的广州陈敏，弹钢琴；四岁的甘肃张美玲，拉二胡。未见报道的，也许还有不少。
他们都是音乐园地的小花苞，文化艺术的幼苗，我们为他们而骄傲，更希望他们健康地发展壮大，成器成材。
可是竟有了出人意外的事。孙玉玺不是在爱护和培养之下，健康地发展，而是受到“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摧残”，贫病交迫，不能上学！
我们不能说“吉林铁路代表团”不爱护他，不培养这个“红人”，但令人遗憾的是，爱护不得其法，出了偏差，培养不得其道，入了邪门。他们硬把小小的孩子当大人看待，为了全团的“荣誉”，把小苗当大树使用，在嫩苗上挂了一面大旗，迎风招展，小小的孩子怎能顶得住，怎能不受摧残呢。
上述的七个孩子当中，三个（孙玉玺，蔡维永，吴堆煌）是工人家庭里的，他们的父亲都是从事劳动的业余音乐家。两个（赵成福，张美玲）是农民家庭里的。其余的两人的父亲是脑力劳动者。
他们在小小的年纪，就能有可喜的表现，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禀赋和才能，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家庭环境和家庭以外的条件。
家庭对孩子的教养有直接的关系，有特殊才能的孩子还需要家庭以外的关怀。孙玉玺的事件说明了，家庭有时无能为力，而团体或机关有时也弄巧成拙，无补于事。
可见，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孩子，靠家庭的力量是不够的，靠团体的力量也是不够的，还得靠国家的关怀、社会的爱护。
孙玉玺有了社会的关怀，国家的注意，这颗受摧残的幼苗是不会枯萎的了。这件不幸的事却向我们敲了一次警钟。
在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家庭里，不知还有多少孙玉玺，多少张美玲。他们需要文化领导部门更多的关怀，社会力量更多的爱护。菊花提前开放，是园艺技术的进步。而小小的孩子却是幼苗，是花苞，他们需要的是培养、是爱护，不是团体的装饰品，更不是替大人争荣誉的工具。要他们像花朵那样日夜开放，那只是摧残生机了。
东北音专和青年团沈阳市委会有合办课余儿童音乐小学的计划，这是值得欢迎的。全国各地有音乐才能的学前幼儿，这些可爱的幼苗，也需要物质的土壤和教育的雨露，需要培养和爱护。
我希望不会再有孙玉玺这样的问题。我更祝福这些小花苞，在国家的关怀和社会的爱护之下，都开成美丽的花朵，成器成材。